然长素尊公羊口说，口说与语录岂非一事？谓口说可信，语录不可信，尚成何理论耶？长素思想全如此。
此谓论语未尽可据也。又曰：
春秋与易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着于公、谷；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
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
是又以汉儒言春秋为未足凭也。夫既谓孔学只有汉、宋，又谓汉学在春秋，宋学在论语，今论语既不得孔门大义，汉儒又未会春秋精微，
是汉、宋皆不足循，说春秋、论语者皆未全是矣。故长素当时论孔学最尊易。何以独有取于易？以其为孔子之自着，而发明穷、变、通、久之
理也。然长素于易，实未见有所深得。不久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不独易为孔子之自着，于是全变其说，而
一以春秋为主。其说见于桂学答问，谓：
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又曰：
学春秋者在其义，不在其事与文，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
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而不在谷梁。
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
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至是而尊孔惟在尊公羊，尊公羊惟在尊改制，其言至明白矣。按：是时尚不及礼运又可知。迄其奔亡海外，其评骘上下诸经，又复一变。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长素居槟榔屿，既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又成中庸注。其序曰：
郑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孔子之道大矣，……惟圣孙子思，亲传文道，具知圣统，其云昭明
圣祖之德，犹述作孔子之行状云尔。子思既趋庭捧手，兼传有子、子游之统，按：子思传子游之统有辨详后。备知盛德至道之全体……尚恐法
久生弊，又预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按：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长素注：“重，复也。三重者，三世之统也。
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当升平世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主
、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人情蔽所习，安于一统一世之制，见他制即惊议之，此所以多过也。若知孔子三重之义
，庶几不至悲忧眩视乎！按：宋儒尊中庸，尚不失中庸原义，长素以三重附会三统，曲解至此，并非尊中庸，直强援中庸尊己说，三百年来重
视训诂遗风，不谓成此结果也。……天下欲求大道之归，至教之统者，亦可识所从事矣。去圣久远，伪谬滋炽，如刘歆之派，既务攻今学而乱
改制之经，按：长素谓康成亦歆学，何为又表章中庸耶？……宋、明以来，又皆仅知存诚明善之一旨，而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圣道不明，为害滋大。
是岁冬，又成孟子微。序之曰：
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荀子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按：孔门
仁、礼，内外交尽，未可以大同、小康说之。老、庄及魏、晋皆深斥礼，未尝破仁也。复生仁学、长素大同书，皆崇仁黜礼，必打破一切界限
等次而后有以全我之仁，非孔门之仁矣。长素不尊信论语，宜乎于孔门仁、礼交尽之旨不能憭也。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按：若大同以
时未可而难言之，则荀未必非，孟未必是矣。且孟在先而荀在俊，荀子尚知以时未可而难言之，何以孟子独守此种不合时宜、不可推行之学说
为？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
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按：长素谓论语出曾子，非孔门正统。然孟子屡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实，今谓孟子得子游之传，其证何在？两汉以来五
经诸儒，凡言春秋公羊，有谓孔子传子夏者矣，不闻公羊传于子游也。长兴学记亦尚谓子夏传春秋，今徒以比傅于礼运之故，而谓春秋传子游
、子思，奈无征不信何！……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
准其时宜……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