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剖辨汉儒今古文家法之无益时用也。按：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
择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之义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皇
，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义理风俗为制度之本不可徒言变法干、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侈言义理之变。将以吾圣贤经传
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
义理亦与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按：定制必先以精义，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义则制不立，非美俗则法
不行。当时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于今兹。习俗相沿，莫不以改制变法为急，惟易复古为崇外耳。鼎甫之言，虽若平淡，实足为一时之
诤友也。民国肇建，百务更张，长素创为不忍杂志，持论多箴砭，乃与鼎甫之意转近。
言春秋不当混夷夏公羊三科，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张三世、通三统，
不思异外内之义，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呜呼！是亦不可以已乎！按：长素是时单提公羊
改制，尚未及礼运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析之；及长素倡大同之说，则夷夏之防本属小康，不足道矣。然长素不忍诸论，仍转与朱合，不能自守旧见也。
此则言主公羊改制者，实为援儒入墨，用夷变夏，此尤道着康学症结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陈义平实，援证明碻，可谓长素之诤友矣！
惜乎长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长素为祭文，犹谓：
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囊括四海，可扫霾曀。相契远虑，顿释宿滞，手出答问，属商疑异。
又自编年谱，谓：
既请我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此据赵丰田康氏年谱识者讥之，不啻方望溪之于李恕谷。鼎甫复长
孺第二书，谓：“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若长素书打通后壁，不过如鼎甫所云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已，
不过如谭复生仁学所谓冲决网罗，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论，要之决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长素云云，为诬其死友，则极显也。又按：
无邪堂答问尚多针时之见，可取与康书并观者，如论气节，谓：
气节，遇事乃见，平日只有集义养气之功，无所为气节也。高谈气节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见义理之当言当为，初无气节之见存，人之
闻其风者，乃称之曰气节。气节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袭取也。袭取焉，即气易馁，而节不固矣。气之所以能不馁者，以其于义理确有所
见，言之而犁然有当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于利害……若激于一时，而非裕于平日，乃意气也，非气节也。诩诩然以此自矜，乃客气也，尤非
气节也。意气有时或可成事，客气则无不偾事。
又论清议名节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节；名节者，清议之所从出也……然清议、名节之立，尤在乎厚风俗……梨洲但知清议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之亦出于学
校也。但知陈东、欧阳澈之为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者亦太学生也。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与长兴学记特励气节与提倡晚明之意互观者也。
康氏之大同书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着：一曰新学伪经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书。谓：“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
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谓：“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创作则大同书也。”梁氏又谓：“大同书全书凡数十万言。有
为虽着此书，然秘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启超屡请印布，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
，竟不继印。”按：大同书属稿虽早，成书尚迟，有辨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