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
、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此长兴讲学之纲领也。至其教人读书则曰：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着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
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
此处所举，首史籍，次理学，又次诸子，而干、嘉以来一切考据训诂必治之书不得与，此亦当时讲学态度之绝异于干、嘉者也。梁启超记初见长素之情景，谓：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
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
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
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当时长兴讲学，卓然与干、嘉以来学风划一新线之情景与其意义及影响，
亦俱可见矣。然长素长兴规模，盖有所受之，受之其师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学者称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光绪七年辛巳，年七十五。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
为学海堂都讲。其学亦主融汉、宋，尝谓：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
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则
攻朱子为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据者，不宋学而汉学矣，而猎琐文，蠹大谊，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是哉？……学孔
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讲学大旨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复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
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故曰：“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为百世师。”故东塾教人，不免于读注疏，而子襄居九江
，讲学礼山下，诏学者以四行五学焉。其言曰：
礼山讲学规模修身之实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
之学。年谱讲学大旨此四行五学，即长兴学记之所本。节目之间，大同小异，要之万木草堂之规模，袭取之于礼山，其事甚显。长素年十九，始从子襄问学，自谓：
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则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绪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
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以孔子为归。朱九江先生遗集序。按：朱卒光绪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谓在八
年春，一误也。简朝亮编集九江诗文付梓，在光绪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绪三十四年，谓先生卒，同门友议遗文，简竹居、胡少恺相约勿
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误也。康谓朱氏舍康成，释紫阳，恐特由融汉、宋之说而凿深扬高言之耳；亦不如简谱论学要旨一节为得朱氏真意。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谓：“朱先生极推尊韩昌黎，先师<康>谓昌黎道术浅薄，朱先生素方严，贵为猖狂，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即欲束装
归，明年别礼山草堂归卧云云，见康氏在朱门，实未深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