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当时师弟子长兴讲学之精神也。长素亦自言之，曰：
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着书，不当讲学。”……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
，其悖谬如此。近世着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
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
时长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划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来清儒博雅之学矣。其所谓孔子讲学之旧者，大意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按：
长素此时，尚未专以礼运、公羊说孔教，故仍尊论语，与以后见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则不得不舍论语。刘逢禄述何、戴望论语注，早已走上绝路，长素亦无从再进也。
因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
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不为物所引夺，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厉节。后汉、晚明之儒，皆以气节自厉。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按：此说后亦不取，谓东汉虽美，未足尽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大道以多歧而亡，学术以小辨而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则所谓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决不能冒大道之传，则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独。刘蕺山标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按：格物、慎独皆宋学语，长素此后亦不取，谓孔子决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实行，不主训诂考订，与干、嘉以来风尚绝异。宋儒理欲之辨，为戴东原所极诋，今则以存天理，去人欲训格物，奉为
入学之首义焉。因字义明经训，为惠、戴所盛唱，今则谓其决不能冒大道之传焉。曰厉节、慎独，则求返之晚明东林、蕺山，亦干、嘉诸儒所绝口不道也。
据于德，四目：
一曰主静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四目：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析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
四曰词章之学。
学与时异，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学，较之戴东原、姚惜抱，多经世一项；此远起道、咸以来，近如朱一新诸人皆然。又以义理归宋，考据归清儒，皆其卓然异于干、嘉者。又曰：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
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
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按：
此亦长素初见，后乃专就公羊一路，谓论语非孔教正统矣。又此处所举尚不及礼运，知以春秋三世会通礼运讲大同，尚是后事。
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
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是谓汉、宋经世义理，分得孔门四科之旨，而清儒经学，实不得谓汉学。孔门四科之教，陈东塾已言之，然东塾不轻言经世，又以郑、朱
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干、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