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其学思录要旨，真所谓基址颇大，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
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
大意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今文学派，专讲孔子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
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论之：其言学问偏
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惟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治经籍一依注疏，谓宋儒义理特如汉、唐注疏之笺，其说更可商。观其读
书记所得至明通，至坚实，而仍无以出当时经学家之范围，以视颜、章诸人，户牖一新，以豁人明照于天地之别一方者，固稍逊矣，然其砭流
俗，挽风气，防弊杜渐之意，则与二家皆近，而于实斋为尤似。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
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
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绪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监察御史，上
疏论事，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聘至粤，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
鼎甫论学语鼎甫至粤，陈兰甫卒已五年，然两人论当时汉学流弊颇相合。鼎甫谓：
鼎甫论汉学流弊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无邪堂答问卷一明儒学案质疑又曰：
嘉道后无名臣名儒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
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佩弦斋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而于干、嘉诸儒尤严词呵斥，不稍假借，谓：
干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杂存卷下复王子裳。答问评汉学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
，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训诂乃误人之具。”<卷一>近人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经古义、臧氏拜经
日记，殆类刘昭注后汉书，所谓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卷一>又曰：“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
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文存卷上推其弊源，则在门户之见张皇之已甚，故曰：
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干、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
，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岂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
谓形声、训诂、校勘、名物、天算、舆地之学，古人亦曷尝不从事于斯？俛焉孳孳，博观约取，汉、宋巨儒，盖无不如此；而近时学者，流弊
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文存卷下复濮止潜同年书而鼎甫以为干、嘉以下汉学最大流弊，尤在其蔑弃心性而不谈。谓：
言心言性，乃大义所从出，微言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
，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亭林习斋皆矫枉过正顾亭林谓：
学者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夫辞受取予之节，孟子辨之至精；存心养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遗其一，不可也。……亭林
特鉴于明末心学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废方寸之良田，使之芜薉不治也。近儒乃专取之以佐其私说，不亦傎乎？原注：“颜习斋之学，
大旨与亭林略同，皆矫枉过正者。”又曰：
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戒人言心
此其为说，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于理欲之辨，未尝禁人言心，此则并心而去之，古所未闻也。按：此自阮氏以来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
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
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
误，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盍弗与读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