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与其谓之兼采宋儒之义理，毋宁谓其特重汉、唐之注疏也。今读
书记中推尊汉、唐注疏之意随处可见其言曰：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
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集卷
四示沈生：“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
家；此之谓经学。若随意涉猎，随手翻阅，得一二句，辄自出其说以驳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驳我，我能胜之否？甲胜之矣，先儒解全经，我但
解一二句，相去岂不远哉？奉劝足下，收敛聪明，低头读一部注疏，勉为读书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读一部，辄欲置喙于其间，此风断不可长，戒之慎之！又曰：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大有益。学思录必须说此，不止知经学之本原也。
又曰：
毛、郑、赵、何、王、孔、贾七家注疏，须发明其精善处。
此皆东塾提倡读注疏之说也。东塾谓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乱。东塾劝人读注疏，可使心性静细，此
当时学者之实病，亦即东塾之苦心。然何以劝人必读注疏？东塾之意，在使人求义理，求义理必于经，注疏则说经之书也。宋人非不言义理，
然或无考据，语见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经为说。此东塾之旨。故东塾又言：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彻头彻尾之读经主义也。又曰：
能寻味经文，则学行渐合为一矣，经学、理学不相远矣。按：此仍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见解矣。人通一经而详味之，此真汉学也。学思录当大提倡此学。
又曰：
专习一经以治身心。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
然则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扼要言之，可谓是人通一经之学也。何以谓之人通一经？易辞言之，即人读一部注疏之意也。东塾自标学
思录大恉，其首条即为劝经生读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经，即是劝人读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劝人读一部注疏？以当时学者懒而躁，至于不肯读
一部书，东塾谓足以乱天下，故特举此以为对症之药也。东塾又自言之，曰：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
之学将复作也。另一条云：“姚姬传、方植之、李申耆，陆、王禅学将兴。”今按：方植之攻汉学考据，亦恐此后陆、王禅学将兴，东垫此条
意不知何指？岂谓似姚、方、李之反对汉学，则此后陆、王禅学将作乎？故今读书记仍是十分汉学考据之面目也。凡此等处均见当时学者目击
汉学流弊而无从开辟一新门径，彷徨烦闷，莫知所适之概。着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东塾讲学精神，在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今经学之弊已极，然若径舍经学不讲，则恐陆王复起。欲惩今弊且防后弊，则莫如劝人读注疏。故东塾又曰：
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干、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
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郑朱并行汉宋兼采此见
东塾讲学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谓讲郑学、讲朱学，在东塾之意，仍是劝人读注疏耳。此细读读书记郑学、朱子两卷自见故我谓当时学者之懒
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实当时之实病，亦即此见东塾之苦心也。当时学者既若是其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而专涉猎小节，寻其碎义
，不问其平正通达之大意，而惟择取难解难详之训诂考据，以见己长而求胜乎古人，纵博学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于心术，而害及人才。故
东塾论学，常求一反其弊，归本乎心术、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
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
林此条见读书记卷三东塾读书记所以拟日知录，其意亦欲转移人心，自比于孟子、亭林。而东塾又谓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文集卷二科场议东
塾乃欲以渐变。当时学者方相矜以经学，故东塾以读注疏通一经之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