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又汉、宋学术末流同归之一例也。东塾深叹之，曰：
解释辨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
由是观之，不徒清儒经学、宋儒理学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于唐之佛学、魏晋之玄学，及其成风尚而为俗趋，则学术全成口说，而躬行
心得者少，虽圣贤无如何，是又末流同归之一例也。学术之弊至是，则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东塾又言之曰：
四库全书野趣有声画简明目录曰：“元杨公远撰。其诗不出江湖之派，盖风气所趋，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
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又曰：
风气之坏，至今日而极，无事不坏，盖数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当其间，虽发愤着书，岂为过乎？
故知东塾之在当时，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果何如？东塾尝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
，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着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卷四复刘叔俛书，时为同治十二年，东塾年六十四盖当时经学流
弊，专务为零碎之考解。东塾亦固习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经学之微言大义，与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以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东塾所谓考之不胜考，解之不胜解，方植之亦有此论。东塾又谓：“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
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曰利』，义理愈绌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盖舍义理大体而为琐碎之考释，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而自
考释本身言之，则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其事即穷，后来者不得不别寻材料，别为考释。故专惟考释是务者，其事乃以有穷而无穷，非愈趋于繁碎无统类不止也。东塾又曰：
仆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读书记与日知录之比较仆之才万
不及亭林。且明人学术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
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政治人材学术三者之关系此其效在数
十年之后者也。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
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愿，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东塾文集卷四与胡伯蓟书。时为同治三年，东塾年五十五，上距始为学思录已八年。
但论学术，不尚博闻，尚博闻往往琐碎无统类，论学术则务乎大体，尚博闻往往与身世无涉，论学术则所以作人才、经世务。此又不同之一端也。东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之辨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
亦难自立矣。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
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
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不独士大夫之学为然，即老博士之学亦然。老博士专明一艺，其余诸书岂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学在观大意，而博士之学在精考释。然考释必依附于大义。大义既昧，则考释无统，而陷于琐屑。故曰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
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难自立也。然东塾重大义，亦不废考据，其言曰：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
使稍堕一偏也。读书记全书体例即如此又曰：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断
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今读书记卷十五论朱子，谓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是也。已见上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