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涤生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
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
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
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
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
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又曰：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羣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
，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
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阙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欤？文集七赠钱献之序又曰：
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
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
姚氏晚主锺山书院讲席，门下着籍者，有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尤称高足。按：此据曾氏欧阳生文
集序。方植之年谱以管、梅、方及刘开孟涂为姚门四大弟子，不数石甫。管氏集中屡言士习吏治，谓：
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因寄轩集初集卷六与朱干臣书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
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
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二集卷二说士上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愞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
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而其拟言风俗书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历历不爽。清承明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
言官争兢，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埸屋策士之
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
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朝廷近年，大臣
无权而率以畏恒，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
然无与于其身。盖国家之于明，鉴其末流而矫之过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天子者，公
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