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历史的基本概念
“倭寇”不是明代中国人叫出来的名词，而是一千六百年前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人最早提出来的问题。日本的对马岛与朝鲜半岛南端仅隔五十公里宽的朝鲜海峡，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与半岛的文化东传日本的交通要道。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很密切，但纠葛也不少。公元404年，相当于中国东晋末期，半岛北方的高句丽势力向南方扩展，战败了支援新罗与百济的倭国（日本）势力，在颂功碑《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日本称《好太王碑》）上刻记着“倭寇溃败”的记事。这是关于“倭寇”历史的最早史料。该碑现保存于中国吉林省集安。
现代史学界从世界史的角度，把倭寇历史归纳为十四世纪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与十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等前后两期倭寇问题。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约七八十年，以朝鲜半岛为舞台，以日本九州边民的“三岛倭寇”为主体，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十四世纪倭寇问题。而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问题，则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到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逝世为止，前后约十五年左右，以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各省沿海地区为舞台，以中国走私海商为主体，以走私日本白银为目的，雇佣一些日本佣兵参与其间，而肇端的所谓“嘉靖倭难”的十六世纪倭寇问题。
探索倭寇问题时，绝不能忽视海洋交通工具问题，海船问题是探讨倭寇问题的前提条件。嘉靖当代边防政论家唐枢说得好：“彼亦不自制舟，舟造于闽广，事起于我人”〈注1〉。因为当时日本科技工业还相当落后，只能造平底没有甲板的小船，而当时纵横于东亚海上的大海船，都是中国福建漳州的双桅海船。
明初洪武年间，正是朝鲜半岛倭患闹得最凶的时期，因此元末明初沿海一带的抗元地方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的残党余部，也籍助当时的国际风云，纠集岛夷到沿海各地进行抢劫骚扰，明代史书都把它政治化地称之为“倭寇”为患。明初的倭寇问题，从洪武延续到永乐年间，1419年（永乐十七年）明将刘荣在辽东望海埚一战大捷，全歼来患的倭寇，不但对中国明初倭患的平息有功，对整个朝鲜半岛倭患的平息也做出了贡献。当时也正值十四世纪倭寇问题的末期，同一年朝鲜太宗也出兵讨伐对马岛的倭寇基地，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才全面平息了所谓前期倭寇的十四世纪朝鲜半岛倭寇问题。因此明初洪武与永乐年间的倭寇问题，实质上应归属于前期倭寇派生的问题范围，而不是朱元璋建国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日本海盗侵骚中国沿海的个别问题。
由于明初的倭寇问题，实质上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后遗症，从发生频率看平均每年不到1.7次，只不过是零星散发的社会问题，基本上称不上是什么大祸乱。明代真正的倭寇问题，主要是指十六世纪中叶嘉靖年间长达十五年左右的所谓“嘉靖倭难”问题。但其祸乱地域之广，发生频率之高，蔓延年数之长，不是单纯归因于日本海盗入侵，而肇端的“御倭战争”所能合理解释清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嘉靖倭难是中国海寇、土贼与客兵的复合性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注1〉《皇明经世文编》卷270唐枢《御倭杂著》
2、主流倭寇史观的概念
主流倭寇史观是怎样一个概念？通俗地说就是在每个中国人脑海里已定型的概念：明代侵骚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戚继光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但从学术角度看，则应以《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倭寇”一词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现引用于下：
“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在这个基本概念上，明史学界主流倭寇史观认为：在时间上，日本倭寇的侵骚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倭患地域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在主体上，不论明初或嘉靖期的倭患，都是日本官方行为所策动的侵掠性战争；明代中国是挨日本倭寇侵凌的虚弱国家。
3、主流倭寇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强调明代倭寇问题是日本海盗对中国侵掠战争的史观，形成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展开一连串带有领土野心侵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当时整个国家民族面临着存亡的危机关头，带有浓厚哀伤民族情绪的倭寇史观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凝聚了当时被耻笑为“一片散沙”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转化成抗日的无比精神力量，这是无可否认的伟大历史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但建立中华民国后不久又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趁西欧列强忙煞于自相争战之际，利用中国军阀间的矛盾，积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首先利用日英同盟为籍口，不顾中国的中立立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胶州湾、青岛，甚至还占领与租借无关的济南。1915年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是开始激起中国人民反日、抗日运动情绪的前兆。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后来也对德宣战，也是战胜国的一方，但美英帝国主义者为借助日本势力牵制刚革命成功的苏俄势力的扩张，袒护日本，拒绝中国归还德国在中国权益的正当要求，反而正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时北京的段祺瑞军阀政权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发起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反日抗日口号。也就是史称的“五四运动”。反日运动很快传遍全国各大都市，形成一股民族大运动。反抗的箭头直指日本军国主义者。
1927年日本军人首相田中义一上台，为转嫁国内金融危机，推出“强硬外交”政策，逐步升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28年5月出兵济南，干扰北阀军的北上，大量屠杀无辜平民。6月暗杀东北军大帅张作霖将军。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1932年1月制造“上海事变”；3月成立“伪满州国”；1937年挑起“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在这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情绪。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连串赤裸裸的领土野心，正是酿成中国人民反日抗日民族意识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