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蚩尤在今河北省涿县进行了一场大战。这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中国北部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便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各民族为争夺适于生存的耕牧败猎之地，竞逐于中原地区，逐渐形成夏族、夷族及黎苗三大集团。当时，根据地在长江中游的黎苗集团，因境内贮藏有丰富的五金矿产，用它们制造的大刀矛戟，比石器更为坚利，故其兵力威振天下。夏族集团内部的团结似乎不甚稳固，各民族之间时常互相侵伐。黎苗集团首领蚩尤乘其纷争，率领81个兄弟氏族发起进攻，击败了夏族首领炎帝榆罔，进而统治中原，自为炎帝。夏族各部落不堪忍受异族的统治，纷纷起来反抗。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的黄帝，联合夏族各部落，展开了反抗蚩尤的斗争。
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的最初接战地点，可能在今河南省中部。黄帝深知蚩尤部落使用铜制兵器，不易抵御，但由于他们从南方而来，对北方的气候地形不熟悉，所以决定实施后退作战的方针，即将他们引导到一个陌生的地域，以增加其生活和行动的困难，然后在其战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歼灭之。根据这一构想，黄帝在两军初战之后，便主动地向北引退。蚩尤部众随即跟踪追击。当进入森林蔽野的河北平原后，蚩尤部众可能因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隔阂、敌情不明以及饮食缺乏等因素，行动日感困难，精神上所受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到达河北省北部地区时，经过长途奔驰，他们已是疲劳不堪，其战力和斗志均大为减退。反之，黄帝部众因得天时地形之利，无形中实力相对增强。最后，黄帝于涿鹿（今河北省涿县）地区利用一个特殊有利的天气——狂风大作、尘沙蔽天，乘蚩尤部众迷乱彷徨之时，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部众冲击，一举击溃敌军，蚩尤亦被擒杀。
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为夏族与黎苗集团以武力争夺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蚩尤所率的黎苗部族，无论就兵器还是就兵力来说，均较对方为优，但结果终为黄帝所败，究其原因，主要是黄帝战略指导的正确。如前所述，涿鹿之战前蚩尤部族已统治中原，而夏族各部落那时尚处于极不统一的发展
阶段。如无雄才大略的黄帝起来领导夏族各部落与蚩尤抗争，则中原可能永为蚩尤之族所盘距，而中国此后的历史将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涿鹿之战实力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面貌的大事。
九黎族在进犯、兼并其它部族的同时，多次侵扰黄河中游各族，由此爆发了黄帝与蚩尤之战。对于蚩尤来说，九黎族的首领这个地位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最终的目的是要登上作为中央上帝的宝座。于是蚩尤率领他的部族，浩浩荡荡地杀向涿鹿。黄帝战蚩尤的前哨战，是蚩尤逐榆罔、炎帝，“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16），“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17）榆罔的身世不详。《庄子·盗跖》释文说：“神农之后第八帝曰榆罔”，但却没有根据。我们认为，榆罔可能是黄河中游某族的首领。在当榆罔和炎帝受到蚩尤的进犯而却因势单力薄无法抵挡的时候，便只好去向黄帝求救，“榆罔与黄帝合谋”（18），“赤帝（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19），黄帝答应了榆罔和炎帝的请求。开始，黄帝企图用仁义感化蚩尤，但却未能达到目的，“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20）这样，黄帝也只有用战争来对付战争了。为了有效地抗击蚩尤，黄帝首先作了一系列备战工作：他不仅“制弧矢”、（21）“采首阳之金，铸为鸣鸿刀”（22），而且“制甲胄”（23），“设八阵之形”（24），同时还铸造乐器（25），创作军乐（26）。在经过一番战前准备——训练士卒、制造武器、设置军旗、创作军乐之后，黄帝便率领以前曾以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为图腾现在仍以此为名号的各部族，按照预先筹划的兵阵，挥舞着战旗开赴涿鹿讨伐蚩尤。涿鹿一战，“流血百里”（27），尽管黄帝一方不怕牺牲，奋力冲杀，但由于九黎族本来就是一个十分骁勇善战的部族，这时更尽全力“与轩辕斗”，尤其是他们“以角抵人”（28），常常戴角披皮，伪装成猛兽之状冲锋陷阵，结果黄帝“九战九不胜”（29），伤亡惨重。不过，黄帝最后还是转危为安，大获全胜。有关黄帝如何战胜蚩尤一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些说法又可划分为两大类，即黄帝借助自然神的力量取胜说和黄帝借助现实用具的力量取胜说。
先说第一类——黄帝借助自然神的力量取胜说。据《山海经·大荒北经》等其它文献资料，当黄帝受到蚩尤的沉重打击而处境艰难的时候，黄帝便请应龙到战场上助战。应龙作为雨水之神，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水攻之法，蓄水抗之。不料，这时蚩尤也请来风伯、雨师，纵起一场猛烈无比的大风雨，使应龙犹如小巫见大巫，一时难以施展他的本领。风伯、雨师唤起的狂风暴雨凶猛地吹打着黄帝的军队，使人站不住脚，毫无还手之力。无奈，黄帝又请旱神，女魃出阵制服蚩尤。说来也怪，女魃一走上战场，刹那间暴风骤雨消逝得无影无踪。顿时烈日当头，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蚩尤的士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惊惶失措。也就在这时，应龙趁机扑上前去，杀死蚩尤。
再说第二类——黄帝借助现实用具的力量取胜说。这类说法又可分为三种：
一说黄帝凭借指南车打败蚩尤。也就在黄帝连吃败仗，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蚩尤又不知采用一种什么魔法，造起漫天遍野的大雾米，“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30）弥天大雾顿时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住，使人刹那间分不清东西南北，而也就在这时，一个个铜头铁额、披皮长角的九黎族士卒，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或隐或现，时出时没，他们逢人便砍，见人就杀，只杀得黄帝的军队人嘶马叫，虎窜狼奔。面对这威肋生命的浓雾，黄帝站在战车上大声呼喊：“冲出去！冲出去！”四方的鬼神也附和着黄帝的喊声，齐声呐喊：“冲出去！冲出去！”然而，冲杀了好长时间，转来转去，还是被茫茫的大雾包围着。这该怎么办？正愁眉不展的黄帝顿生妙计：他命令风后仿效北斗星，制造指南车，以分辨四方。（31）于是风后就在战场上凭借他的鬼斧神工的本领，很快给黄帝做出一辆指南车。据说，这指南车上有一位铁制的小仙人，伸出手臂，尽管车子在不断运行，但他的手总是指向南方。（32）正是由于这辆指南车，黄帝才统率着他的军队，冲出大雾的重围，最后大获全胜。
一说黄帝依靠号角征服蚩尤。据《通典·乐典》等书记载，在蚩尤的军队里，有魑魅魍魉等妖魔鬼怪，它们有一种以发出怪声来迷惑人的本领。人一旦听到这种声音，就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最后都朝着怪声发出的地方冲去，结果成为妖魔鬼怪的牺性品。黄帝的许多士兵被这怪声所迷惑，一时难以向敌冲杀。这时，黄帝听说这些妖魔鬼怪尽管能以怪声迷惑人，但自己却最怕龙的声音。于是黄帝就让士兵从那用羊角做的号角中吹出低沉的像龙吟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顿时回环宛转，响彻战场。结果蚩尤统领的妖魔鬼怪吓得魂不附体，如痴如醉，再也无能兴妖作怪。黄帝的军队乘机杀上阵去，征服了蚩尤。
一说黄帝通过军鼓战胜蚩尤。由于蚩尤具有飞腾天空和在险峻的山岭上行走的本领，黄帝总是难以制服他，再加上战争旷日持久，军队的士气日渐低落。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振作士气。因此，黄帝打算用夔这种野兽的皮制造一面军鼓，鼓舞士兵奋勇杀敌。于是，黄帝派人捉来一只夔，用其皮做成军鼓。鼓作成后，黄帝又让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33）。鼓和槌具备之后，黄帝命令击鼓，连敲九下，果然山谷齐鸣，天地变色，蚩尤的士兵们丧魂落魄，不能飞也不能走，而黄帝一方却军威大振，个个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追杀上去，终于杀死蚩尤，获得胜利。
毋庸置疑，上述两类关于黄帝战胜蚩尤的说法，带有极其浓厚的神秘色彩，它们的编写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借用不同的想象给黄帝与蚩尤之战披上了一层外在的超自然的神的外衣，因而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理上罩上一层怀疑与否定的浓郁阴云。然而，只要我们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采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此予以深沉的反思，也就是说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剔除其神化的外衣，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真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众所周知，在我国西周以前，人们具有一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即宗教的或神意的历史观念。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而“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4）于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出现了。所以，人们总是祟奉鬼神，以神意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如《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量的卜辞表明，殷王对风雨阴晴、年成丰歉、战争成败以及各种日常活动，都要通过占卜以测知神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人，起码对于那些开明、激进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把神意看作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唯一内驱力。尽管我们今天已无法借用有关文献资料对此作出使人折服置信的论证，但是，只要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客观实际出发，作一合理类推，便可完全证实这一点。
西周社会仍旧表现出神意史观，统治阶级在灭亡殷商取得政权以后，还继续依靠天神巩固统治。但是，周人已不完全徘徊于神意史观之中，也就是说，已不完全把社会上的一切发展变化归之于虚无缥缈的天神，而是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并且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往往会使人们奋力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而清醒地正视现实，而每每在这个时刻，人们提出的观点会更多真理的成分。不可一世的殷王朝的迅速覆灭、使当时的周人面对现实作出深沉的反思：殷王朝不是有上天、鬼神在保护它的宝位吗？为什么到头来却国覆族灭，香火不继呢？这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天命、鬼神并不完全可靠。
和周代一样，春秋时候，人们对神意的崇拜在历史观念中仍占有统治地位，“天”或者“神”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个有意志的主宰者。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天命和神意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越来越多。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固，促使人们奋力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一些人开始认识到人间的吉凶祸福与“天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再或者很少从神意出发而是立足于“人事”来解释和说明问题。这样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人事”与“天神”的激烈争议。一些人固守“天道”，依然逗留在神意决定一切的传统观念的牢笼之中，采取牵强附会或偶尔巧合的手法验证天道的威力与灵验。相反，另一些人却把“天道”束之高阁，着力从历史上的“人事”出发来说明人间的吉凶祸福和阐述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
既然周代和春秋时期的人们都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历史观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之中，那么周代之前，确切地说，黄帝时代的人们想来也不会相去甚远。明于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无论是黄帝借助自然神的力量取胜说，还是黄帝借助现实用具的力量取胜说，都反映的是黄帝时代那种“人”“神”交融的社会现实。因为无论是雨水之神的应龙，还是旱神的女魃，也无论是号角、军鼓，还是指南车，都一无例外地要受黄帝这个“人”的制约——旱神、雨水之神是黄帝请来的，号角、军鼓、指南车是黄帝派人制作的，这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与否最终取决于神——人。仅就上述诸种作战用具来说，它们都不是直接杀敌的武器，而是用于鼓舞士气，或便于士卒作战的，这就充分显示出战争成败的决定者是神——人。
第二，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客观实际。首先是黄帝借助自然神的力量制服蚩尤。我们知道，在某种情况下，酷暑盛夏或暴风骤雨往往成为战斗的不利条件。黄帝族抗击九黎族时，可能受到炎热的极度折磨，也可能遭受过风雨的严重阻滞，或者是吃过九黎族冒着风雨偷袭的苦头。因此，当他们需要雨水滋润时便请来雨水之神——应龙，当他们需要趁风停雨止之机出奇制胜时便请来旱神——女魃。神话的作者们正是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如实地再现了当时战争过程中困难重重的客观境遇。其次是黄帝借助现实用具制服蚩尤。且说军鼓。谁都知道，鼓之为物，威势巨大。所谓“金、鼓以声气也”（35），“鼓以佐军威”（36）“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37），都说的是军鼓那种雄壮激昂、响彻云霄的声音足以振奋人心、激励斗志。正因此，鼓自渔猎时期被创造出来以后，就一直是军队在战斗中的有力的指挥手段：“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38）“教战之令：……一鼓整兵，二鼓习练，三鼓趋食，四鼓严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39）鼓的威力和上古人民对鼓的崇拜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不难证实，黄帝战蚩尤时曾经用鼓激励士气。这也就是神话的作者们所说的黄帝禽杀蚩尤，靠的是灵鼓。再说号角。与鼓一样号角也出现于渔猎时期。开始，人们利用号角仅是为了达到彼此联络、互相鼓励和惊扰、恐吓禽兽的目的。后来，号角成为战争中指挥军队作战和鼓舞士兵冲锋陷阵的有力武器。黄帝战蚩尤时，号角无疑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折射到神话传说上便是黄帝借助号角以制服蚩尤。至于指南车也是这样。蚩尤造大雾，这当是九黎族曾经乘浓雾弥漫之机袭击黄帝族。上古人民对雾并无良好的破除方法。但是他们可以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上有仙人”的指南车，就是他们的想象。这表明，他们能够或已经创造过某些辨认方向的器械。
上述诸种说法尽管不相同，但它们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异口同声地说，战争以黄帝取胜、蚩尤失败而告终，并且最后结局是黄帝擒杀蚩尤。另外，还有两种与此不同的说法；
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40）
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弥服。（41）
准此而言，黄帝并没有杀蚩尤，而是任他为大臣，且位在群臣之上，同时还让他主管军事，以控制四方。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当为九黎族的后裔或者是与九黎族关系要好的人们所传言。他们很佩服蚩尤大智大谋、英勇善战的英雄形象，不忍心让蚩尤以反面人物败死于黄帝手下，于是便安排他归顺黄帝，为黄帝之“首相”，给黄帝“主兵”，帮助黄帝统治天下。这样岂不两全其美。不过，这两种说法毕竟没有黄帝诛灭蚩尤之说影响广泛。因为他们采用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手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掉了历史的真实。
黄帝诛灭蚩尤之后，首先着手解决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因为战争往往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战争结束后，黄帝积极鼓励人民发展生产，这正如《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所说：“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纤维之功，地献草木，述耕种之利，因之以广耕种。”
其次是对蚩尤的部下，妥善地加以安排，“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42）这也就是说，把那些助蚩尤为乱之徒迁徙到寒冷荒凉的不毛之地，使其饱受风雪严寒的折磨。而把那些本质好、心地善良的人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
一切妥当之后，黄帝以英雄的统帅的身份举行盛大的庆祝会。黄帝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之下，驾临大会。会上，人们喜气洋洋，歌舞不休，欢乐不巳。这充分显示出黄帝的崇高威望与正义战争的深得人心。
与黄、炎之战一样，黄帝与蚩尤之战也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一次部落间的激烈冲突，它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集团战胜文明程度较低的九黎族的一场原始战争。关于这一战争的传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地处黄河中游的黄帝部族与黄河下游的九黎族通过战争互相融合的历史真实。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黄帝部族与九黎族通过战争相融合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一步。这一历史过程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在学术界，人们一般认为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东夷族即九黎族的文化遗存。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流的现象。比如，在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禹县谷水河遗址等，都发现有陶（上规，下鬲）、水壶等一些大汶口文化特有的器物。这正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与东南方的九黎部族的战争和融合的历史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