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载宋真宗封禅告成，于泰山刻《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但摩刻地点，或云岱顶，或云岱下，清孔贞瑄《泰山纪胜》则谓摩之山巅者“已成其额，真宗谦让未遑，勒碑山下，取对越之义”。聂鈫刮苔剔蚀，亲辨碑文，考定是《铭》实曾两刻，考明在岱下者即所谓“阴字碑”；在岱顶者为后人镵磨其字，惟存篆额，并非孔氏所云当时仅成其额，后世因其文不存，故无知有刻之岱顶者。犹如层层剥笋，千年沉繄朗然廓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二《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条便征引了聂鈫之说。叶昌炽《语石》卷十也全文采录了聂氏研论，作为“古碑一刻再刻三刻”条之例证。
（三）白骡冢残碑辨为武则天登封碑：聂鈫云：“坛北旧有白骡冢。郑綮《开元传信记》：上将登封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之，谥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槥椟，垒石为墓，在封禅坛北一里馀，于今存焉。《岱史》所载本此。《泰山小史》谓在岳阳，碑记冢迹尚存。《泰安县志》：在红门东。然红门东有丰碑断踣，趺下磨灭无字，惟碑额棱上有垂拱元年月廿五造二年五月十二字，碑侧犹存宋人题识当日东封安在哉，茫茫今古泯尘埃字句可读。翻转审视，底面有行书，字影差小，隐隐莫辨。按赵明诚《金石录》云：唐登封纪号文，高宗撰并行书，飞白书额，小字，乾封元年二月。一勒石山上，不知毁于何时。一立碑山下。意或武后补刻，以残碑及《开元记》证之，白骡冢在城东南，今失其处矣。”红门之东旧有残碑培卧，历代金石书均乏着录。俗传以为白骡冢碑，聂鈫将其发土审视，辨其漫漶之馀，乃知其文与白骡无关，复证之《金石录》之记，认为此为唐垂拱间武则天所刻之登封纪号文。聂鈫这一发现，不仅为泰山新获一唐代丰碑，更为武则天研究提供一项新资料，笔者即曾据聂氏所言，对此碑史事作了进一步推考（见拙作《则天女皇与泰岱史迹》，载《周郢文史论文集》）。此碑之秘由聂鈫首发，其功甚钜。
从以上三例中，大抵可见聂鈫考据的严谨与求索的审慎。这类文字，在《道里记》中尚有多处，如述蒿里山后晋总持咒幢，谓“内有岱岳使及岱岳镇都虞候官名，则旧志所未详”；又述小蓬莱题刻，谓“崖西犹有巡山李元英及巡山孙明叔等题名，皆无朝号，又唐双碑内，刻宋人题名有巡山供奉何怀智，巡山侍禁李安，二官名并存考”。均据石刻考得泰山重要职官设置，足补方志之阙。又《岱览》卷二十二引《泰山金石考》考衍圣公孔元措篆《二圣碑记》云：“孔元措在蒙古太宗时袭封，（碑中之）丙午乃定宗贵由元年，诸志皆云大德十年，误。”足正方志之谬。
与大多乾嘉学者林泉宦馀、多金多闲不同，聂鈫是以一介寒儒、荒村布衣的身份来从事这一艰辛的学术工作的，他几乎将其毕生的精力都投置到泰山的考察与研究中，这种毅力与精神，及所历困顿与艰辛，是一班借泰山沽取文名者所无法想象的，故他在这一领域（尤其是实地考察方面）取得成绩之大，不仅超逾前贤，且后乏来者。所以他的着述甫出，便得到当世名公钜卿的广泛认可与高度推崇。钱大昕在为《道里记》题序中称：读聂君之书，“由近及远，由正路以及四隅，较若列眉。其间岩谷幽阻，昔人游屐所未至，掌录所未详者，剑光历三十年，布衣芒屩，手扪目验而知之。其文质而不俚，简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另一位文坛巨子、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亦称：“余尝病天下地志谬误，非特妄引古记，至纪今时山川道里远近方向，率与实舛，令人愤叹。设每邑有笃学好古能游览者，各考纪其地土之实，据以参相校订，则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尝以是语告人。嘉定钱辛楣学士、上元严东有侍读，因为余言泰安聂君《泰山道里记》最善，心识其语。今阅是书，每与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当时清廷所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泰山道里记》提要中评价：“盖以土居之人，竭半生精力以考一山之迹，自与传闻者异矣！”在清李遇孙之《金石学录》中，聂鈫为惟一入选的泰安籍人物，更可看作是对其金石学成就的肯定（《语石》中也数论及聂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