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他曾向唐仲冕介绍泰山石刻之劫：“聂剑光为余言：泰山石碑毁于修工者，不知凡几，而秦篆亦以石坚致，为令辟以垒垣。”又：“东岳庙元圣旨碑：碑向在泰安府岳庙西偏延禧殿前，近岁修庙者磨去其文为他用。泰安人聂鈫云。”（《岱览》）均是泰山石刻毁佚的真实记录，足可备后世征采。今存《泰山金石考》残文中所记《贾洵题名》、“天启铜碑”，《鲁两先生祠记》旧拓本（如记《鲁两先生祠记》拓本“有碑阴，并可玩”），亦是了解岱刻旧貌的珍贵史材。
其三，对泰山石刻进行独到考证，提出了诸多新见新解：聂鈫侄孙聂学文在《泰山道里记跋》中述论其书成就，进行列举：“吾叔祖剑光，性嗜山水，遍览名胜，搜讨金石之文，阅三十年成一书，名曰《泰山道里记》。凡诸记载所未详，而尤当特书者，如：石经峪刻《金刚经》，据徂徕刻石辨为北齐王冠军书；唐《纪泰山铭》下截剥落，叶彬补书百八字；宋《述功德铭》磨勒岱巅，镵毁原碑，字犹存；介邱岩、分水溪及古明堂，均失核蓄疑；又肃然山、奉高城、季札子墓与白骡冢，俱误指其地；汶、泮、三溪诸水皆牵混源流；岱背琨瑞、灵岩诸山，因隶他县而未录。叔祖逐加考验，折衷群书，辨讹补缺，征信确凿。”
按学文所举六例，皆《道里记》之精义所在。其中前三例属石刻范畴，后白骡冢一例也与碑石相关，今分别举析，以见聂鈫之金石学造诣：
（一）石经峪刻经辨为北齐王冠军书：聂鈫云：“石经峪，宋陈国瑞题名称石经谷。石坪广亩许，古刻隶书《金刚经》于上，字大如斗，不记姓名年号，残毁过半。明王世懋辈疑为宋元人笔而无所指实。按：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山刻石经二，俱隶书，字迹古劲，与此如出一手，则是经或亦子椿书耶？”按石经峪刻经，其时代、书者及经主人言人殊，但不论是旧传之“王右军书”说，还是王世懋的“宋元人说”，无不出于凭空悬想，而缺乏真实的佐证。聂鈫较早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将泰山刻经与地域相近的且有年代名氏可考的徂徕刻经进行比较，认定其书法若出一手，故泰山刻经时代当属北齐，书者则可能为梁父令冠军将军王子椿。前一结论，由于此后四山刻经、东平刻经的相继发现，已被最终证实；后一推测，虽不尽全面，但亦不失为一家之言。聂鈫在石经研究中，首次采用了类比的方法，这是极具睿智的，在他的视野中，泰山石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须结合同类题材石刻进行对比、审视，故其“王子椿说”虽未臻完善，但后世的阮元的“唐邕说”、魏源的“僧安道壹说”，都是借鉴了聂鈫的研究思路，虽结论不同，但方法传承，却宛然具在。
（二）宋真宗《述功德铭》石有两刻：聂鈫云：“唐摩崖东为宋摩崖碑，真宗《述功德铭》摩勒于上。高二丈六尺，宽一丈一尺六寸；额高二尺八寸，宽五尺五寸。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御制、正书并篆额。是碑有二，一勒山上，一勒山下城南。其勒山下者，所谓阴字碑也。其勒山上者，文字径二寸，额字径八寸。明嘉靖间鄞人汪坦大书，东安邵鸣岐等题名一则。又安阳人翟涛奉当事僚友同游，引汉陈、荀诸贤之聚，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为题名，复书德星岩三大字，并镵盖于上。每行约毁三四十字。下截尚有字句可读，其得字二百二十有五。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十三字，完好如初。原碑字迹犹存，何以孔贞瑄称只成其额也？《文献通考》：初，王钦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东，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圣制，上曰：“朕之功德，固无所纪，若须撰述，不过谢上天敷佑，叙祖宗盛美尔。”命勒石北向，以答天眷。元好问《东游略纪》云：岳顶封禅坛下，有唐、宋摩崖。据此则真宗之《述功德铭》，先经磨勒岱巅，后又立碑城南也。乃后人第知有城南之碑，而不复知有岱巅之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