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通观聂鈫《泰山道里记》及《泰山金石考》残文，定会感到其于岱刻研究贡献之大，并世学人除钱大昕与唐仲冕外，几无旁人可与匹敌。其成就可分为三：
其一，对泰山石刻进行全面普查着录，展示了岱刻全貌：聂鈫耗尽半生精力，对泰山上下之历代石刻作了较为全面的普查，发现了大量不见记载的名碑佚刻。据其《道里记》自序：“岩谷险阻，向有题刻，惜为苔蔽莫辨者，近乃竖梯亲加刮摩以核之，虽风雨寒暑，弗惮其劳。”不少碑石，便是聂鈫亲自访得。如青帝观旧有宋真宗《青帝赞碑》，乾隆初为县丞盛湘兴工毁弃，“碑石糜碎无存，乙巳（1785）春聂鈫于青帝观道院内隙地得其一角，仅存青帝广生帝君御制若夫典治上帝共十四字，碑阴存克举上三字，盖御祝文也”。”鈫命共垒一台，树之观重门内左侧，西向”。同时又发现唐《太一真武二像记》残石：“碑垒观内垣，隙坏泥落，聂鈫见碑阴有宋宋僖题名，发出读之，乃唐时物也。像刻工致，书亦方整，堪与鸳鸯碑并存。”（并见《岱览》卷十二《分览岱阳中》）唐仲冕赠诗有“剑光老人金石癖，毡椎常随几两屐。年望荣期目已眚，岱下碑版手不释。泰山神君怜其勤，来献千年上物供搜择”之句，盛誉其访碑之勤。在《道里记》中，聂鈫以游山路径为线索，全面着录了分布在泰山各处的摩崖、碑碣、题榜及各类杂刻，共计200处之多。每录一石，皆系以时代，或兼及撰书名氏。今选录两节，以见一斑。记岱庙碑云：“配天门北为仁安门，门前有国朝告祭碑十三，修庙碑一，左右环立。门内东西碑亭二，碑台四。其在东者：金大定杨伯仁撰重修庙碑一，明告祭碑六，国朝告祭碑五，御墨亭碑一，今上御制重建庙碑一。其在西者：宋祥符杨亿撰天贶殿碑一，明初诏去封号碑一，告祭碑五，天顺间薛瑄撰修庙文，并勒天贶殿碑后面。国朝康熙间施天裔修庙碑一，告祭碑一，又有石幢一，制最古，通盖趺高可二丈，八面剥蚀无字，俗以无字碑呼之，而宋宣和袭庆守钱伯言纪游碑阴勒明邹宏文跋，嘉靖间李钦撰修庙碑及明代谕祭各碑，悉为工人撤毁。”又记徂徕山北齐刻经云：“东南里许一巨石，南面刻北齐时隶书《大般若经》，字径五寸，多剥蚀，惟曰空有无十馀字隐隐可辨，后书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馀犹有道字、僧真造数字。其东面大书四佛名，末有中正胡宾武平元年，《县志》以中正误为正月。薤山东北为园瓦崖，为大悲庵。东南三里为映佛岩，上刻隶书《般若波罗密经》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十七字，其文云：文殊师利曰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密佛言般若波罗密无无无名无相非无归依无洲无无福无无如凡界无古今亦无。缺三十二字。普僖武平元年僧斋大众造，后有四字类押状，不可识。字径一尺及七寸不等，盖因石为之。”
又记灵岩寺碑刻云：“跨道为坊，额曰灵岩胜境。又东为大横沟、崇兴桥——俗呼大石桥，有宋释仁钦修桥碑，大观二年郭思撰，王高篆，郭升乡正书，南向；其北面先勒元丰王临飞白书灵岩道场四大字，并佳。又西北为方山神祠，壁勒前贤题咏，补书苏辙诗跋。东旁有丰碑，元文书纳大书大灵岩寺四字，北向，南面镌僧家奴跋。”
聂鈫着录石刻，虽限于体例，每皆寥寥数语，但均为其手扪目验，故所记形制、地点、年代，无不真实可信。为后人访碑寻石，提供了一份清楚明晰的“藏宝图”。聂氏录碑皆以现存为主，而佚失古刻，亦往往随文存目，留作线索，如记大观峰云：“唐高宗《朝觐碑》、苏颋《封东岳朝觐颂》，皆磨于崖，并佚。”所以说《泰山道里记》同时又是一部泰山石刻指南，这是以前其他金石家着述所不能比拟的。
其二，记录了众多泰山石刻的亲闻亲见，为后世研究岱刻变迁提供了一手资料：聂鈫“生长泰山下”，终老是乡，足迹不逾里门，乾隆朝六十年中泰山因革变迁莫不了然于心。其所记岱刻掌故，不少便出自他耳闻目睹，真实可靠。如所记乾隆时于日观峰出土宋代玉册的情况云：“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四日，工人于日观峰侧凿石，得玉匣二，各缄以玉检金绳。启视，其一为祥符玉册，共十七简，简字一行，外用黄缦叠裹之，见风灰飞。其一未启，其简尺寸悉如《宋史礼志》所载。巡抚阿里衮献于朝。”这两盒玉册，献入清宫后再无下落，而据聂氏所记，尚可从中了解玉册之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