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道里记》是一部记述泰山风光名胜的着作，共4万余字。全书以路为纲，以山之脉络为文之脉络，记载泰山主脉以及岱东、岱西诸山，兼述徂徕、灵岩等12支脉，考证谨严，记述详实。聂鈫着此书，凡四易其稿，历时30年而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杏雨山堂刊行后，深得称誉。清《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存目。
《泰山金石考》是聂鈫又一力着，凡6卷，惜未能刊行，今佚。近人王价藩曾辑补此书，收录在民国《泰山丛书》甲集中。
聂鈫与泰山石刻研究
乾嘉时期，金石之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朱剑心在《金石学通论》中论称：“入清之后，百年之间，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而斯学（金石）乃复兴焉。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十倍于往昔。”吉金乐石成为这一时期举国学界的“主流话语”。泰山石刻之研究亦因之日臻成熟，方家竞论，名着丛出的泰山石刻研究，大致可以乾隆五十八年（1793）为界（本年阮元任山东学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简称乾隆朝）以钱大昕、聂鈫、李文藻、唐仲冕等为中心，后一阶段（可简称嘉庆朝）则以阮元、金棨、孙星衍、王昶为中心。前期学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仍各自独立研究居多；后期则在阮元的领导下，趋于“集团军”作战。是为清之中期岱刻研究之大略。
乾隆朝的泰山地方学者聂鈫，以三十年光阴专注于泰山道里金石之研考，将泰山石刻研究再打出一番新境界。
评述聂鈫学术之前，先补述此际岱刻研究之状。乾隆朝以前的泰山石刻研究，虽成果渐丰，但究其缺憾，约有三端，其一为记述不明：许多着述概言某石“在泰安”或“在泰山”，具体位置，往往语焉不详，后人若循迹访碑，或有“山深不知处”之感。如《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所载宋米芾集王羲之《封禅文》碑，因未载确址，后世寻无觅处，遂不可得。二是载录不备，各金石书于岱刻之着录，或是仅凭前人簿录，或是但据偶获墨本，纵亲凌岳巅，亦不过述其游屐偶经，所见均属零星片断，从未有人对泰山石刻作一全面普查与着录，故除一二碑石外，众多精品尚不为外邑所知。三是考研不深：研岱刻之作，除顾炎武之外，大都考析未能深入，如《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间有光暎自识者，十一而已”（《四库总目》），内中岱刻跋识更是寥寥。以上三点，除第三点可姑置不论外，皆与岱刻之作并出外邑（乡贯在泰山以外）学者之手有关。检乾隆以前金石各书，绝无泰山本籍人物参撰，外邑学者虽学识精博，但于吾岱，大多仅为匆匆过客（如顾亭林“数四”访碑，已为仅见），极少有可能穷极一山一水，尽搜其刻，此即泰安文士李成鹏所谓“厥后作者不一，或志大概，而遗其细；或得一二，而略其馀。盖限于目、迫于时，无可搜访，不足征信”（《泰山道里记序》）。这一学术空白，亟待有人来为之填补——对生长岱畎的本土学者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这“江山如有待”的历史需要，促使了聂鈫这位毕生献身于泰山文化之学人的出现。聂鈫字剑光，泰安县西南乡洼里（今属肥城市安驾庄）人。鈫生长岱下，少时曾为官府胥吏，自中年而后，弃职不出，以三十年精力，遍访胜迹，“穷山水幽阻处，采古今金石文”。尝元日入山寻碑，竟日不出，又尝摹刻秦篆，以广流传，痴心金石，可窥一斑。所着《泰山道里记》采用纪行体例，“以山之脉络为文之脉络”，历述岱庙、岱阳、岱顶、岱阴、岱东西及支脉诸山，对所记溪谷道路、峰峦寺宇、古迹金石，均作考叙。因受乾嘉学术思潮的影响，聂着一改此前孔贞瑄《泰山纪胜》、朱云燝《岱宗大观》等专意于摹山范水一派路数，而是注重于实证的调查研究，古迹金石尤为其重点所在。继此书之后，聂鈫又完成《泰山金石考》之书，据《道里记》书末自云：“余又谓：山水从金石中见，金石自山水中来。今是编既出，犹有《泰山金石考》六卷。凡历代遗迹、碑刻、方向及间有断缺者，须分别存佚，各为跋语剖晰（析）以注之。恭纪国朝《东巡金石录》为卷首，窃附《泰山道里记》于卷末，是山水与金石所宜并着者也。”惟此书未能付刊，仅有稿本流传，今已不可复睹。一二佚文，偶录存于《岱览》与《泰山志》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