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宗实录》卷三一乾隆元年十一月己未条记：
《三礼》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
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然后别加案语，遵《折衷》、《汇纂》之例，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得旨：此所定六类，斟酌允当，着照所奏行。
案：据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鄂尔泰等所上奏文，系方苞拟稿。
《三礼》馆副总裁方苞，就所开《三礼书目》征询詹事府詹事李绂意见。李绂复书方苞，建议辑钞《永乐大典》中有关《三礼》诸书。
据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云：
今国家欲崇重经学，务必用朱子贡举私议之法，而后人知穷经。而宋、元以前解经之书，自科举俗学既行，其书置之无用，渐就销亡。如荆公《周礼义》，徐健庵先生悬千金购之而不可得。现在尚存什之二三者，惟《永乐大典》一书。此书现存翰林院，尽可采用。礼局初开，誊录生监与供事书吏，一无所事。若令纂修等官，于《永乐大典》中检出关系《三礼》之书，逐一钞写，各以类从，重加编次，两月即可钞完，一月即可编定。不过三阅月，而宋、元以前《三礼》逸书，复见于天下。其功之大，当与编纂《三礼》等。
在总裁诸公，不过一开口派令办理，无奏请之烦，无心力之费，固无所可惮而不为者也。《永乐大典》二万八千八百余卷，余所阅者，尚未及千。然宋、元《三礼》义疏，如唐成伯瑜《礼记外传》，宋王荆公《周礼义》，易祓《周礼总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毛应龙《周礼集传》，项安世《周礼家说》，郑宗颜《周礼新讲义》，今世所逸之书咸在，而郑锷、欧阳谦之等诸名家之说，附见者尤多。择其精义，集为成书，岂不胜于购求世俗讲章之一无可采者哉！
其事简，其功大，敢以此为礼局献焉。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增补詹事府詹事李绂为《三礼》馆副总裁。
据《高宗实录》卷三三乾隆元年十二月甲申条记：
命詹事李绂，充《三礼》馆副总裁。
李绂致书《三礼》馆臣，讨论纂修事宜。
据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记：
愚经术浅薄，《三礼》尤疏，荷蒙皇上特恩，得附于总裁之末，不敢不竭愚诚。今开局伊始，纂修大意，敢妄陈之。一、《三礼》并修，不宜有所轩轾。……一、《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一、《三礼》之书，以礼文为主，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
福建归化建四贤祠成，以纪念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雷鋐应约撰文，表彰四先生学行，颇及一时理学不振。
据雷鋐《经笥堂文钞》卷上《归化县四贤祠记》记：
雍正癸丑冬，邑绅士谓，道南一脉，肇自龟山，而豫章、延平继之，至朱子集厥大成。吾邑既为杨、罗二先生之乡，延平与朱子又尝往来斯地，尚有遗迹，盍祠以合祀焉。爰醵金鸠工，即建于峨眉学址。八阅月而落成，规制整备，正寝之外，讲堂、书舍悉具，縻白金千两有奇。乾隆元年，孝廉杨君岳、李君镐、黄君虞夏、罗君苍在京师，属鋐为之记。鋐窃谓……四先生之出处、进退虽不一，而道靡不同。今士人囿于科举之业，语及明体达用，渺不相入。以此而思入四先生之门，不几适越而北辕，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哉！
李绂致书《三礼》馆馆臣，讨论纂修凡例之未尽妥善处。
据《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修三礼凡例书》记：
旬日以来，阅所纂《礼记》，亦俱妥适。惟辨正与存异、存疑分别不甚清楚，入存异者似可入存疑，入存疑者似又可入存异，而辨正中语所辨者，多即是所存之异与疑。既辨于前，又存于后，殊觉未安。故甘端恪原批，谓辨正一条，当列存异、存疑之后。而纂修诸君子又谓，原定凡例次序，辨正在前，今难更改。……又通论、余论二条之后，今复加以总论，亦似未安。……昨与同馆诸君商之，而彼以所纂将定，难于更张为辞。然修书在一时，而奉敕纂修之书，将以传之万世，恐不当惮烦而不求其至当，使后来有遗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