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況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跡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為“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佳。先生輩何為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敘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複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毀而舉世罔覺，又不容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為三代，即窮而在下，如週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救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坑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餘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雲，“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雲“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為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征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于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茲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為重，習而行之以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斫，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才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雲無意于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斫”！仆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幹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雲：“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願愨，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仿佛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願愨，不為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為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仿佛也。即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削奪荊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仆謂為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于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群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于小學小事中便皆存個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個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為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為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複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博弈詩酒等自不為，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若直靜坐，勁使此心熟于義理，又是甚難，況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尚且不從，況其餘乎？
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為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懍王，一國懍君，一獄懍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為依據，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況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為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孰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