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群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實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禦，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禦、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托。況於及門之所稱讚，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為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為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為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為曾、孟，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為殷、周，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為孔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況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繼登壇于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屙之間，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仆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為“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于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征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仆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為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況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個。故他門人敏底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于理性，白、蘇詩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三代後近於儒之學，磽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襯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敘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為失有淺深，遂自以為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況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同。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幹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托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雲'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禦、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禦、書、數介然為兩途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雲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為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為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雲，'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