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學編卷三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禦、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钜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群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複起講，力竭複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幹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為之崇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裏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為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辯，則脫然沈屙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週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谷、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曆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其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當要路，而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遊、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征，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于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繁於西漢，標榜溢于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于世何功，于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于學者承襲其跡，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于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仆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于有宋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群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為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堤防而導氾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