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输之害
均输之说，始于桑弘羊；均输之事，备于刘晏。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极称之，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于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费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至于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卒使物价腾踊，商贾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间，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桑、刘有知，宁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礼》一书，经制甚备。乃后世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输是也。然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常平者，粜籴之米；青苗者，赊货之法也。按《左传》：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宋无饥人。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则春秋之时，固已有官民赊货之事矣。，又何必诿于泉府之旧，而且谓《周礼》为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国行之，谓之善政，以为美谈。而至于介甫，则弊端百出，诸贤极力争之不置。盖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于郡县之后，势固然也。介甫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辈，宜其事势决裂，至此极也。故必知时适变之儒，而后可语通经学古之事也。
元佑诸贤无定见
元佑初，温公入相，诸贤议革新法，不能须臾。然既曰罢青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请乃出于范忠宣。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则非全不预知也。后以台谏交章论列，舍人苏轼不肯书黄，始悟而不复行耳。至于役法，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征取。然则诸贤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全未有灼见在，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然熙宁之行青苗也。既有三分之息，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宽剩，而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其极弊也。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于绍述故事，宜不遗余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青苗取息止于一分，且不立定额，抑配入户。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于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矣。观元佑之再行青苗，复征六色役钱，宽剩皆止于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蓄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则青苗未尝不可行。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以贡顾役，所征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憸因得以行其附会媒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后来章、蔡诸人之上矣。，惜哉。
毕仲游格言
毕仲游奏记司马，以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来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听之，犹将动也。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明出入之数，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矣。”光得书耸然。夫神宗大有为之资也。以为必如是而后可以富中国，故王、吕之说行。诚若毕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温公之未尽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宁间，裁减宗室恩数。三学宗子，哄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拥马以诉。安石徐下马，从容言日：“譬如祖宗功德，服尽而祧，何况贤辈?”于是宗子皆散。虽荆公一时应变之辞，然其言不可废也。
介甫废礼经
《周官》、《仪礼》，为圣人之遗经，而《礼记》四十九篇，则汉戴胜、马融所作，即《仪礼》之传疏也。宋熙宁间，王安石经义罢《周官》、《仪礼》而专《礼记》，朱晦翁怪其废经用传，请修《三礼》而未及成书。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仪礼》而独存《礼记》一科，终不能改熙宁之旧。
经义取士之弊
科目之设，士趋所向。宋科目有明经，有进士，明经即今经义之谓也。进士则兼以诗赋。当时二科并行，而进士得人为盛，名臣将相皆是焉出。盖明经虽近实，而士之拙朴者率为之，谓之学究。诗赋虽近于浮艳，然必博观泛取、出入经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为相，黜诗赋，崇经学，科场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然士专一经，白首莫究，其余经史，付之度外，谓非己事。其学诚专，其识日陋，其才日下。是独存当时明经一科，而进士之科遂废矣。安石有言：“初意驱学究为进士，不意驱进士为学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观之，一得一失，已自了然，老成之士，何苦过为哓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