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今观《商书》，一则曰“敷求哲人”，一则曰“旁招俊乂”。伊尹、莱朱、巫咸、傅说，诸大臣皆非亲旧，然则立贤无方，汤盖用此致治矣。其后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尽行。管蔡之叛，周公虽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则必不用管蔡。当时习俗已久，决谓周公间亲间旧，而忠言反为薄论，孟子所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者，正此谓也。武王数纣之恶，曰“官人以世”。此岂独纣之罪，自唐虞以来已如此矣。然武王虽恶纣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变也。孟子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释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论之，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孙盘据，苗裔婵嫣，虽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虣如虎，皆用之。而当时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几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汉用刀笔，而此弊始除。迨东晋六朝王、谢、崔、卢辈，各据显位，谓之华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韶，北之侯景，皆愤族姓之下，至于作乱。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谢不得，乃按剑日：“会须令吴儿女作奴!”虽其凶悍出于天性，致乱亦有由矣。则汤之立贤无方，固虞夏以来所未有也。
封建难复
封建之弊，不特见于周秦之际，而已见于三代之初。盖舜之时．蛮夷尝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尝非率矣。，虽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夫蛮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师足以治之，不战足以服之，则当时四岳十二牧所统之国，其谨侯度而不勤征讨也。审矣。此在唐虞则然也。盖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岂得已哉。!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商，武王不得而易。用是知封建非殷商圣人意也。势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于夏而成于周。是以禹一传而启有有扈氏之征，再传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宫离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议之，则诛止其身。使其人生于汉世，则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启与仲康必命六师以征之，且纪其事曰“大战”，曰“徂征”，又曰“歼厥渠魁，协从罔治”，则兵师之间，所伤众矣。至于周衰，人心未离而诸侯先叛，天子拥空名于上，而列国擅威命于下，因循痿痹，以至于移祚，谓非封建之弊乎?总之，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终不可复行封建。谓郡县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者，则书生不识变之论也。夫置千人于聚货之区，授之以梃与刃，而欲其不为夺攘矫廉，则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义，使之靡然潜消其不肖之心而后可。苟非其人，则不若藏梃与刃，严其检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县所以为良法也。王绾、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无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盗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与之共处也。则亦不终日而刃劘四起矣。[杨升庵曰：封建起于黄帝，而封建非黄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势也。封建数千万年，至秦而废。土官历千百年，川之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广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倘有言复二氏者，人必群唾而众咻之矣。封建之说，何以异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有余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后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后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校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幺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井田之法虽未全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云：“令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可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废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地以致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则岂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于吏手，安保其无弊?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云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后，政已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后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后，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九百余年，其间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三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余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封建废而欲复井田，不其难乎。!况夫井田之制，沟浍洫涂甚备，凡为此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含、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十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使其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迁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数十年无用之精神，行万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时变者，可以思矣。[汉中郎区博谏王莽日：“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区博之言，可谓至论。宋儒张横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呜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犹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区博远矣。
三书纪周穆王之贤
夫子定《书》，自周成、康后，独存穆王作《君牙》、《冏命》、《吕刑》三书。欲知穆王用人与其训刑之意如是明审，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先烈矣。韩退之作《徐偃王庙碑》，乃曰“偃王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时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龙骑之，西宴王母于瑶池忘归。诸侯贽于徐庭者三十六国。”如退之说，则夫子所取三篇可以无传。今观穆王三篇，其命君子为大司徒，则自谓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赖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其命伯冏为太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谀，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饰躬畏咎也。其命吕刑以侯也。则历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不在天下”，何耶?《吕刑》中有云：“王享国百年，耄荒。”言时已老矣。，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诰四方，荒度之义，与荒度土功同。太子晋称周无道者，曰夷、厉、宣、幽而不及穆，可为明证。
周过其历之谬
自古有天下之长久唯周。论者亦谓周过其历，此未之深考耳。武王灭殷百八十七年而厉王流彘，称共和者十四年，国无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灭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辙东而天下不复宗矣。，似拥虚器，不亡犹亡也。汉以二百一十年，唐以百二十余年，宋以百五十余年，俱有中断之厄，治日少而乱日多，盖自古记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