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未尝言其以饿而死也。而史迁何自知之?饿者岂必皆至于死乎?且首阳之隐，未见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国之时至首阳也?孤竹小国，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阳在河东之蒲坂。《诗》之《唐风》日：“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或者即此首阳，盖晋地也。夷、齐逃国，仓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无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于此。唯其逊国俱逃，事大卓绝，故后世称之，指其所尝栖止之地日：“此仁贤之迹也。夫?”是首阳之传，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后见称耶?《论语》此章，本自明白，于景公言死，而于首阳不言死，况其所以深取夷、齐者，但举其辞国一节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饿而死，则此章本文之所无也。若谏伐一事，尤为舛缪。使果有之，夷、齐当谏于未举事之初，不当俟其戎车既驾，而后出奇骇众于道路也。太公与己均为大老，出处素与之同，不于今日，白首如新，方劳其匆匆，扶去于锋刃将及之中也。乃纪传摹写二子冒昧至前，太公营救之状，殆如狂夫出斗，群小号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间，陈说劝止。嗟乎。殆哉。!其得免于死伤也。稍有识者所不为，谓夷、齐为之乎。!迁于《史记》才有一字之增，而遂与《论语》略无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发明武未尽善，而孔则删之；食粟之耻，有大于不听恶声，而孟则置之，揆之事理，胡刺缪也。!然则迁岂无所据乎?曰：迁自言之矣。所谓“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诗可异焉”者，此迁之所据，乃一传之病源也。逸诗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诗称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岂皆有所感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诗言西山，不言首阳，不当以附会《论语》之所云也。是此诗误迁而迁误后世也。
商之后独盛于夏、周
《舜典》所称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兴，身有天下矣。稷养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于天下未能身有之，唯子孙始继世光大焉。稷之后为成周，天地文明，萃于一代。契之后亦数生圣贤，而商之贤君，比夏与周又最多者，何也?开辟以来，未有性命之说，至汤始言“降衷”“恒性”也。其万世道学之祖乎?故不独能身有天下，即其后王，若太戊、盘庚、武丁，皆能着书立言。虽凌迟之末，犹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别为公族而受民，五世之后，复生圣人，为万世帝王之师。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岂夏与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尝翦商
太王翦商之说，不知何据。夫太王迁岐，在商帝乙之世。商家中兴又五十九年，后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从翦之乎?己犹崎岖避狄，而谋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当纣之时，尚自难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泰伯不从，遂逃荆蛮。呜呼!是何重诬古人也。!按《说文》引《诗》作“实始戬商”，解云福也。盖谓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国尔。不知后世何以改戬作翦，且《说文》别有翦字，解云灭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尝灭商乎。!改此者，必汉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讹耳。许氏曾见古篆文，当得其实。但知翦之为戬，则纷纷者自息，若作翦，虽沧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肃、宋欧阳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尝称王之论。然不过以《语》《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齐、虞、芮、仲连、曹操之事，冥探曲证，仿佛比拟，卒无武王追王之明文，虽苏、张口舌，人难适从。愚读太史公《伯夷传》有日：“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称马迁良史，其文核，其事实，执此则诸公论说可以尽废。千古以来，览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縢》非古书
读《书》至《金縢》，反覆详究，疑其非古《书》也。夫周公面却二公穆卜，以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为也。而谓周公为之乎?且滋后世刲股醮天之俗。其册祝有日：“今我即命于元龟，尔其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夫人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日：“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盖卜册之书，藏于宗庙，启之则必王与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为坛墠，则不于宗庙之中明矣。；不于宗庙，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庙金縢之匮，又私启之也?又日：“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东，二年而归，凡六年之久。周公尚卜，恶有朝廷六年无事而不启金縢之匮．至今乃启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详究，是编非古书也。必矣。
三监、武庚之叛不同情
三监、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二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国。二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二叔不足以间周公，淮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御之，故邦君御事，有“艰大”之说，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说．则一时孔急之势可知。已象之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诛，则凡为王懿亲者，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岂治世所宜有哉。
汤、武不可并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汤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尝萌蠢动之心。及武王既丧，商人不靖，观《鸱鸮》、《小毖》之诗，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汤放桀于南巢，盖亦听其自屏于一方而终耳，未至于以黄钺斩纣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漉者哉。!当是时，若非以周公之圣，消息弥缝于其间，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于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亦岂可并言哉?朱文公云：“成汤圣敬日跻与《盘铭》数语，犹有细密工夫。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此虽儒者之见，亦阐幽之论也。
殷有三人
武王迁顽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鲜。朝鲜，辽海外徼，去关洛东西数千余里，名虽不臣，实有屏诸四夷之意，其堤防疑虑可知也。若余所恨者，更有一事。箕子为纣懿亲，不忍言纣之恶是也。《洪范》之陈，是亦不可以去乎?然则夫子称“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阳“至诚恻怛”之解。《论语》如此“仁”字凡三见：“井有仁焉”，又“观过斯知仁矣。”，又“其为仁之本欤”，仁当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盖言殷有三人如此，具眼者能自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