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本书另一显着缺点，就是重复处太多。如卷十六韩延徽传云：
太祖召延徽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这段文字已尽载于卷一太祖纪。契丹国志一书的作者不辨虚实，重复抄录于书中，说明他是完全相信这些记载的。这一段采自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年末纪事，只是将原文中的”契丹“改为”太祖“而已。其实阿保机”建牙开府“，当是梁开平元年（九○七年）的事。当时其左右虽有韩知古等汉人为其出谋划策，但韩延徽却尚未至契丹。据上引通鉴一段的考异云：”干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处直求救于晋，故晋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结契丹盖在此时。“干化元年为公元九一一年，时为阿保机立为可汗、称天皇王并建牙开府之后的第四年。可见通鉴所载不尽确切，而契丹国志又把错误因袭了下来。
此外，上引韩延徽传中还有与同书卷十三太祖述律后传完全重复的。如延徽传云：
刘守光末年衰困，卢龙巡属皆入于晋，遣延徽求援于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太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节不屈，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用之。“
这一段既已载于延徽传，又一字不差地见于述律后传。重复如此，有何必要？
再如卷三太宗本纪云：
辽连岁入侵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人畜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帝曰：”使汉人为辽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帝？“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后曰：”今汝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所不及。“又谓群下曰：”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但闻汉和番，不闻番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我们将这一段同太祖述律后传相对照，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可知两者来源于同一数据，只是叶隆礼在本纪中把”胡主“改成了”辽主“，把”汉主“改成了”汉帝“而已。
象这样重出复见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出好多。如卷一太祖本纪云：
述律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则杀之，前后所杀者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亲近，何故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顾嗣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乃断其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此事亦见于太祖述律后传中，且文字一无变更。张砺自契丹南逃为追骑所获事，既见于卷二太宗本纪又复出于张砺传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北宋人记契丹事，因文献无征，故多得诸传闻，但却并非如苏天爵所说”绝不可信“。因为宋人出使契丹，如曹利用、富弼等，归来后所记见闻，多是可信的。此外，自辽归宋的汉人亦有关于契丹事迹的记载，如宋会要兵一七之一云：”庆历元年八月，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赐绯衣银带及钱五万，更名至忠。“这个赵至忠所着虏廷杂记，当胡三省注通鉴时尚存。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时，所见这类书籍，定然是较现存者多得多。我们只要对叶隆礼的这部书有分析，有选择地运用，其对辽史研究工作的价值还是不容抹煞的。史学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