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小叙
臣李贽曰：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之一帝也，古唯汤、武庶几近之。然武末受命，非周公则无以安殷之忠臣；汤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则决不能免于太甲之颠覆。唯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时时用兵，时时禁谕诸将，无一字而非恻怛，亦无一字而不出于忠诚，故天下士咸愿归而附之，而乐为之死也。余是以首录开国诸臣，而先之曰《开国诸臣总叙》者此也。
盖叙而总之，正以见死事者之众，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强而致也。故又曰《开国诸臣本根》。
知必有本根，则知当时死事者之所以众矣，而缘起于濠城一剑之提，伽蓝神前一之卜而已。呜呼！兵力单弱，子兴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复望于入建业，灭江州，擒士诚，混一江南而平定山东、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缘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开国诸臣缘起》焉。
呜呼！合是三者而观之，而后知我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况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著而不谬。仁宗继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况正统十年之前，昭圣未宾，三杨犹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则我朝仁义立国，爱民好贤，盖相继且百有余岁也，自古开创之君曷尝有此哉！
臣是以伏读而详著之，以见今者圣子神孙所以安享太平之故，当知无忘祖宗功德于无穷也。
史阁叙述
夫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此虽一时告定公语，而千万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
君之难，难于得臣；臣之难，难于得君。故夫子他日曰：“为天下得人难。”此言君之所以难也。又曰：“获于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难也。君知其难，则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务得人而后已；臣知获上之不易，则自然其难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宁然，务委曲承顺以求合我识主之初心，则难者不难，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问学之实，非若世之务为容悦以贼害其君者之比也。
我国家不设丞相，盖实虑得臣之难耳。是故汪、胡诛夷，善长亦死。然而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手足股肱，相待成体，无一时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复设内阁，而解大绅首当内阁之选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时杰出，即先后阁臣亦当推让之矣。所谓以至圣之主获至贤之佐，其不易为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长死，才若解大绅亦死，然则吾夫子“为君难，为臣不易”之语，遂成真难而真不易耶？
《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处艮山之高，当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宽裕以成之，致蛊奚疑哉！若我二祖，乃万世大有作为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万世不谄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萧韶奏而凤凰鸣也，奚谓而卒不相入也？
盖观于《蛊》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是蛊也，为子者反谓其志可则，而切切焉用誉以巽入之。故夫子又于六五之象复提掇而申明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夫为人子者既能用誉以承父之德，则父子之情大通无间，因而照旧干理，使百执事各司其事，先甲后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为父者喜其子之以我为有德也，自然与子同心，而无阻隔不通之情；为子者乐其父之能自优游舒泰也，自然于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蛊坏不治之事！正所谓“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为父过耶！若必以不事事为父过，则人亦何贵于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为父德，则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蛊事之不治！故曰“《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则治而不蛊矣。
夫上不事事，子犹以为德而将顺之，况勤于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为君，可日夜求过，进无益之《庖西万言》以事抵触，若解大绅等耶！吾以为当此之时，正所谓“五帝神圣，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从容其间，以需顾问，纵有所陈，直推尊而表扬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谏之美名，而欲以忧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者，必使不至于咥人而后亨，而世实未有履虎而不咥者。或者大绅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后乎？此实背《尚书》、《大易》之训，虽死何辞也！缙于高皇仅免一咥，至文皇终不得脱矣。
夫大绅，文学之选也，所谓多读书识义理之人也。乃《易》与《尚书》反束而不读，何耶？非不读也，读之而不知其义也，所谓不识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载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识字之故反失之，不诚可慨耶？二百余年，若刘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当正德，可称不易之臣矣。若杨新都者，虽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达礼之主，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最为可惜之人。
夫学何学也？学然后知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学，不知道。”常人犹不可不学，不学则不知道，而况于事君之道，而又况于内阁史臣之道之犹不易者耶！是故谨备述之。
附史阁款语刘东星
刘东星曰：岁辛丑夏，李卓吾同马诚所侍御读书山中，余屡遣迎不至。谓余宦邸非遨游之地，官署非读书之场。是以余为不读书也。然余虽不读书，余有禄俸可以养老，不必皆伯夷所树也。且余虽曰仕宦，而清素未脱寒酸气习，当与马侍御等，何必分别太过乎？
且闻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书，指示我！于是得《史阁》二十一篇以归。其所叙述，专以“为臣不易”一语，更端言之极尽。余因戏答之曰：“个人正坐不易一语，怠缓了国家大事，使世界无所倚托，今何为出此言也？动步不取，见勇往直前者，则指为轻进；动口不敢，见开口见胆者，则指为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则斯世何赖，朝廷何赖？”
卓吾子勃然作曰：“我为上上人说法，不为此等人说法。此等人乃世间患得失之人，贤者耻之，岂吾所说耶？我为世间贤人多是如此，必欲进之于大圣人之域，文王、孔子之归。盖必如此，然后能济事，然后能有益于君。此实载在《尚书》，著在《周易》，特无人提动，不省耳。公看斯世谁不愿为文王、孔子大圣人者？”
余闻之赧然愧。遂即梓行以布告天下贤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为臣之不易盖如此云。
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
李宏甫曰：余至京师，即闻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夫侯千古人也，世之愿交侯者众矣。其为文章欲以立言，则师弱侯；为制科以资进取，显功名不世之业，则师弱侯。又其大者，则曰：“是啜菽饮水以善事其亲者也，是立德也。”故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
万历十年春，是为侯家大人后渠八十之诞。先是，九年冬，侯以书来曰：“逼岁当走千里，与宏甫为十日之饮。”已而果然，饮十日而别。别至中途，复以书来曰：“家大人三岁失怙恃，备尝难辛，能自立，不至陨获。十六袭祖荫，掌军政四十年。为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绳，可一引而尽。盖平生无违心之言与违心之行者，自所见，惟家大人一人耳。中年，始举伯兄，专意督教，务欲有成。至为儿，教事一付伯兄，曰：“家有读书种子，当不断绝矣。’及伯兄为令，所入俸尽废之官。党或谓家大人，大人曰：“儿所持是也。’平生布衣粝饭，澹然自居，故能无求于世，无怨于人。有吴主簿者，部运至留都，密以八百金寄家大人。一日暴殒，家人失金所在，家大人举而归之，仍为护其丧，还至通州。通州人至今不知也。年六十，即独居一室，绝荤酒不茹，日惟礼佛诵经而已。近者复以礼诵之半室宴坐，期于冥契而未得也。家有竹林，俯青溪之胜，举头则钟山在焉。大人时时杖屦出入，婚嫁应酬，一切不问。人以为皂帽布裙，行窥园囿，有管幼安之风。故友杨道南目为古逸民，岂非谓其遗世自立，而世之垢氛有不得而缁之耶！盖家大人之少也，溷迹于轩冕而不知其荣；其壮也，教子以读书而不求其利；其老也，归心禅诵而惟深信于因果。信心而游，尽意而已，当于无怀、葛天世求之，非今人也。举世识真者少，谁能辨别之！敢述大都以请于门下，倘得阐发道真，一摅幽隐，当传示云仍，永以为好，非独家大人得蒙度脱已也。”
余观侯之言如此，不但谓余知侯，且谓余能知大人也。虽然，余纵知侯，其何能有加于侯之大人也哉！夫侯之所以事大人者，非直菽水之欢云也。吾谓大人之不朽者，尽在侯矣。余友侯也，且藉侯以不朽，而况大人！且大人不闻程太中乎？天下至今知有太中者，以程伯子也。大人深心念佛，亦知有净饭王矣，天下至今知有净饭王者，以黄面老子瞿昙也。由此观之，大人之不朽者可知矣。夫有子如侯，而后大人得以享其逸，则其谓之逸民也固宜。
虽然，大人年已八十矣，行则超耋耄而进期颐也。诵经则神劳，礼佛则形劳，今者独居宴坐，又其宜也。夫宴坐则逸，知逸则宜，知宜则顺，是为冥契。
释子须知序
余自出滇，即取道适楚，以楚之黄安有耿楚倥、周友山二君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也。未逾三年而楚倥先生没，友山亦宦游中外去。余怅然无以为计，乃令人护送家眷回籍，散遣僮仆依亲，只身走麻城芝佛院与周柳塘先生为侣。柳塘，友山兄，亦好学，虽居县城，去芝佛院三十里，不得频频接膝，然守院僧无念者以好学故，先期为柳塘礼请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日夕唯僧，安饱唯僧，不觉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
余虽天性喜寂静，爱书史，不乐与俗人接，然非僧辈服事唯谨，饮食以时，若子孙之于父祖然，亦未能遽尔忘情，一至于斯矣。
余今年七十又五矣，旦暮且死，尚置身册籍之中，笔墨常润，砚时时湿，欲以何为耶？因与众僧留别，令其抄录数种圣贤书真足令人启发者，名曰《释子须知》，盖以报答大众二十余年殷勤，非敢曰为僧说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