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因的伦理学
卡缪说过，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即使在严格意指的意义上讲，这也是错误的论断。关心哲学问题和进化历史问题的生物学家都明白，自知是大脑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一些情绪控制中心所制约和形成的。这些中心以仇恨、热爱、诡诈、恐惧和其他一些情绪充满我们的意识——这些情绪正是想要通过直觉来判断善恶标准的伦理哲学家们所要参考的。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造成了下丘脑和边缘系统呢？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这个简单的生物学陈述，必须对伦理学和伦理学家（如果不是认识论和认识论学者的话）在各种深度上作出解释。自我存在或者结束这种存在的自杀行为，不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下丘脑－边缘复合系统以诡诈和利他主义感情的反击方式，自发地否认这种逻辑的简化。在这一点上，哲学家自己的情绪控制中心要比他的唯我论意识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中心“知道”，在进化的时间长河中个别有机体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从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讲，有机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它的基本功能甚至不是繁殖另外的机体；它繁殖的是基因，并且象一个昙花一现的运载体那样为基因服务。每个通过性生殖产生的有机体都是独特的，是组成物种的所有基因的偶然子集合。自然选择是一种过程，它凭借一定的基因在后代中获得表达来完成。这些获得表达的基因比位于染色体相同位置上的其它基因优越。当每一代生物产生新的性细胞时，优胜的基因都要被分离和重组，以便制造新的机体，一般来说，新的机体包含较高比率的同一基因，但是，有机体的个体仅仅是基因的运载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那种精巧装置的组成部分。“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塞缨尔.巴特勒这一着名的格言已被现代化为：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天职就是维持DNA的永存不朽。
然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任何能在后代中给一定基因以较高比率的机制，将逐渐给物种赋予特征。一类这样的机制促进延长个体生存。另一类增进优势支配的实施以及对这种支配产生的后代的照料。由于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是复制自身进而增加基因的技巧，利他主义变得日益盛行，最终以逾常的形式出现。这就把我们带进了社会生物学的中心理论伺题：被定义为降低个体适应性的利他主义，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答案是亲缘关系，如果引起利他主义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而被两个机体分载，并且如果一个机体的利他主义行为增加这些基因对第二代的共同贡献，那么利他主义倾向就会传遍整个基因库。纵然利他主义者对基因库的个别贡献作为利他主义的牺牲品而减少时，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难道是荒诞指定了死亡吗？”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卡缪回答道，那日趋高涨的斗争本身足以使人极度紧张。这种枯燥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除了用进化的观点更细致地考查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高度社会性的物种，例如人类，其下丘脑边缘复台系统“知道”只要它使个体的生存、生殖和和他主义的有效混合得以起作用的行为反应和谐一致，它的潜在基因就会被最大地增殖。其结果是，机体遇到紧张局面的任何时候，这种复合中心就会用矛盾的心理对意识精神起作用。热爱结合仇恨，侵犯，恐惧，兴高采烈，隐退，如此等等——混合的设计并非为了增加个体的幸福和生存，而是为了有利于调控基因最大限度遗传下去。
矛盾心理来自自然选择单位上的互逆压力。它们的遗传后果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正式地加以探讨。眼下只需要提及的是那些对个体有利而对家庭有害的东西；保护了家庭但对个体和家庭所属的部落都是有些苛刻的东西；促进部落但是削弱家庭并毁坏了个体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那些通过组织层次的置换。在这些不同单位上的互逆选择，将导致一些基因的增殖和固定，另一些基因则将被淘汰。还有另外一些基因的结合将保持在静止的比率上。根据目前的理论，有一些基因将产生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互逆选择压力平衡的情绪状态。
社会生物学的定义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当前，它集中研究各种动物社会，研究它们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讯交流以及一切社会适应背后的生理学内容。但本学科也关心早期人类社会行为和当代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组织适应特征，社会学在这种复杂性水平的人类社会研究中，由于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式和非基因倾向，仍然与社会生物学相距甚远。它企图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现型的经验描述和孤立的直觉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参考真实基因意义上的进化解释。在描述性分类学和生态学方面，社会学已获巨大成功。当它提供一个特殊现象的细节描述并表明这种现象与环境特征的一阶相互关系时，它同样是很成功的。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分类学和生态学由于被综合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而全然改观了——常把它称之为“现代综合进化论”——在这个综合中的各种现象都以其适应意义加以评价，并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有关。也许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最后分支是不过分的。因而，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方式重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些社会科学学科能否用这种方式真的被生物化还有待分晓。
本书是把社会生物学编纂为进化生物学、特别是现代群体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尝试。这个题目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内容和自洽的概念集合有待排列，恰如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一样。过去，由于个体生态学和行为生理学的过分密切的统一，这门学科的发展被延缓了。用现在的观点看，新的社会生物学应该大致由脊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群体生物学相等的部分组成。生物学家总是对无脊椎动物社会，特别是昆虫社会和脊椎动物社会比较感兴趣。他们梦想着用提供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进化各个方面的洞观的方式，统一如此不同的单元的普遍性质。这个目的可以用现代术语表述如下：当把同样的参数和数量理论用于分析自蚁群体和罗猴、猕猴群体时，我们将得到一门统一的科学：社会生物学。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困难任务。但是由于研究已经取得进展，日益对脊椎动物社会和无脊推动物社会之间的功能的相似性获得深刻印象，而对初看起来似乎构成它们之间的巨大鸿沟的结构差别反而不感惧伯了。考虑一下白蚁和猴子，它们都组成占据着领土的合作群体。群体成员之间通过10-100个不合语法规则的信号指令进行有关饥饿、安静、敌意、等级状态或地位、生殖情形等方面的联络。个体对于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有着强烈的意识，亲族关系在群体结构中起重要的作用，也许起初正是这种亲族关系扮演了主要的社交活动起因角色。在两种社会中都有标志明显的分工，尽管在昆虫社会中具有更加强烈的生殖成份。组织的细节是通过一个未知其详的最佳进化过程发展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得到了某些伴随着合作倾向的补充适应性——至少在亲戚之间趋向于这种合作。合作的后果取决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只是对于少数的动物物种来说。这种合作在它们的进化过程中是有益的。
这种比较似乎容易，但是它来自构成一般理论开端的慎重简化。社会生物学理论的系统表述，为今后二、三十年构成了生物学的巨大的应处理问题之一。社会行为的进化，首先只有通过对人口统计学的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人口统计学提供了群体生长和年龄构成方面的重要信息，其次，还要了解群体的遗传结构，它可以便我们得知在遗传的意义上关于有效群体尺度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还有社会之内的关系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基因流数量。社会生物学广义理论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这样一种能力：从这些群体参数和由物种的遗传构成所加强了的行为抑制相结合的知识出发，预测社会组织的特征。它将成为进化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任务，继而，从物种的进化史知识和这种历史的最近片段在其中展开的环境知识中获得群体参数。
1－2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生命较高级的性质是突然出现的。为了详细说明一个完整的细胞，我们不仅被迫提供核苷酸的序列，而且还要提供细胞之内和细胞周围其他分子的统一性和结构。为了详细说明一个有机体，就需要有关细胞的性质和它们的空间位置的更多信息。一种社会，可以仅把它视为一群特殊的有机体来加以描述，然而要从某一时刻的详细描述来推断这种群体的基本活动，也就是说预测社会行为，是十分困难的。玛斯洛就发现，从恒河猴成对婚配的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无法预测它们群体的统治关系。象其他较高等的灵长类一样。恒河猴受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个孤立的个体只要有其他猴子给予的一瞥的奖赏，就会重复地拉一根杠杆。然而，这一行为从属于较高等级的相互反应。猴子们在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所以，如果一个个体被剥夺了结盟的权力，就会在社会地位中一落千丈。例如，一个二流的雄性，可以通过头号雄性（甲雄）给它保护而获得地位，或者由一个或更多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伴给它支持而得到它的地位。这些联盟不可能从成对冲突的后果中得到预测，更不必说从孤立的猴子的行为中预测这种联盟了。
生命较高级的性质是由整体论认识和研究的。整体论曾经是哲学讨论的一个热烈争论题目，象劳埃德·摩尔根和W.M。惠这样的科学家都参加了上述讨论。但是稍后，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分子生物学成功的还原论使整体论暂时失了色。新整体论在本质上更加数量化，用数学模型取代了旧理论的直觉。与旧理论不同，它并不停留在哲学的追溯上，而是清楚地陈述假设，并且把它们扩展到可以用来检验它们的真实性的数学模型中去，社会生物学，要检验几种社会的性质，这些性质是突然出现的，因而有必要用一种专门的语言和处理方法。我们直接从一套最基本的定义出发，这些定义有的普适于生物学，有的是对社会生物学的特殊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