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绘地图法：
法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线［注，两线空隙亦可作一线看，是七十二向实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转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馀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
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线，与反罗经相准，中作十字线，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合于尺上，仍令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线，如甲乙，尺边任刻细分，如丙丁。又造图纸，用朱丝作正方格，格之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罗经，居子向午，对所欲量之地，视针头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罗经之巧。用软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转湾处止，即簿录某向共若干步，是为一节。嗣转他向，皆如之。凡一转为一节。清丈田亩，逐丘四面皆用此法驭之。
其简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计步，先较准本人行步若干当弓步丈尺若干，即计行步之数为准。一曰车行计轮，先量准轮周若干尺，任于轮之一幅作识，但以轮行若干周计之。［三法中此为最的］一曰舟行计橹，先较准行若干橹当若干步，惟风水顺逆所差甚多，宜随时消息之。［注，此法止能御直线，不能御弧线。遇弧形之地，宜于弧旁标识作直线纵横成句股形，入以算术，此不具载］大抵止绘地图，三法已足。
清丈田亩，则必以弓步实量得数，始密至画图之法。先于图纸上占位，作一定点为起手之地，复于定向尺首圆盘上取所记某向线移指中线甲乙，并将尺边丙位移就定点上，仍审上层十字线，上子下午，地图本上北下南，与纸格勿稍偏斜，乃循尺边于定点上丙位起按分绘画，甲乙为向线，丙丁线既与甲乙平行，亦即向线矣，是为一节。续绘次节，即于前线之末接起后线，以下皆如之，即图成矣。）
兴水利议
曷言乎绘图以兴水利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客或语余曰：英吉利纵横数百里国耳，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国用愈足。中华无是，故贫。其言韪矣。虽然，近将弃之，奚论乎远？
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余万顷，［注，《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为数转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亩法无确据，未可遽加比较。至汉以下，历代垦田数多少悬殊，杜氏谓史失实者近之］种稻之田半焉，其余岂尽不宜稻哉？职方氏宜稻之州七，今仅存荆、扬，亦后世百度废弛之确证也。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注，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樽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偻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戽，远水者难戽，［注，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茔左侧有田数十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均赋税议
曷言乎绘图以均赋税也？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其来久矣。宋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宋史?食货志》，又《王洙传》］明万历八年，度民田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员诣河南，山东履亩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亩，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缩之禁，部议惟直隶，奉天遵部弓尺，并无参差，至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之举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亩，倘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有如此。惟是旧田，新田截然为二，终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注，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网，必至治丝而棼。
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