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虔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正刘士安之遗意。
恽皋闻曰：用银之弊既甚，则但以制钱权轻重而行之可也，何必复留用银之说？其银听如金玉，但为器物之饰而不用，则粟布益重，而农事女工益勤矣。
十一财用第七下
商税则尽变从来之法而别为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关耳。税日增而无所底，百数十倍于旧而犹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丝忽之物而无所遗，商旅之困惫已极，其为暴不几杀越人于货哉！宜尽撤之，以苏天下而通其往来。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县同给以印票（令与同俱有印），书其姓名里籍年貌与所业（作何生理），注其本若干，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钱一百贯为本，一分息则一月一贯，一年取得十二贯，则取其一贯二百，岁终纳之），即注于票中，钤以印而还之，如本增减则另给，改业亦另给。行商也，亦给以票如坐商，但不计其息，惟本十贯则纳百钱，任所之，验其票于彼，县同注日月而退（凡有大镇商买所集而去城远者，则专设一县同以便商）。鬻所贩，司市评之，鬻已乃计息而纳其什之一（凡票税路费，俱作本除，余者方为息），亦注之票钤以印而还之，仅足本者则免其税，预计其不足本者则官如其本买之（惟贩酒与烟不在此例），使商无所亏其本者，便商也。贵则减价以卖，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贩他货者，则另与以其县之票，而取之如本县焉。其有欺隐，固可按其数没其隐而惩也（官士有通同为奸利者褫之，按法治罪而加以墨。凡旁人告者赏，商自首者勿问，而但治官士之罪）。至于坐商有匿其本不以实者，奈何？曰：有道焉，使之自不肯隐，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为九等：本不足百贯者为散商，弛其税；行商不足五十贯者亦弛其税（有议在后）；若本一百贯至九百贯为下商，而一百二百三百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为下上；本一千贯至九千贯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为中下，四千五千六千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为中上；本一万贯至十万贯为上商，而一万二万三万为上下，四万五万六万为上中，八万九万十万为上上（加于十万之上者，皆准上上）。散商不得与九等伍，附商（今所谓伙计）比于散商，亦不得与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为尊卑，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赴官治以法，衣则下商以布、中商可绸以绵丝、上商以绉线，乘则下商以蠓、中商以骡、上商以马，奴仆则下商不得畜、中商可一二、上商可三四，违者治以法（有议在后）。
夫欲胜者，人之同情也，分之等杀而限之制，孰肯自匿其实而甘为人下哉？且勿问其商之大小，但税满二千四百贯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凡授衔者即与士齿，有公事即与官齿）。必按票计税方许，若竟欲捐纳者不听。再满则又增一级至五品而止，虽父子祖孙相继满其数者亦授也，但三年不为商则除其籍、毁其票，继为者虽身亦不得论其前焉耳（如前票既毁，则但计其后票所纳耳）。噫，此虚衔也，又无禄，名器不滥，国帑不糜，去卖官鬻爵者不万万哉！若夫行商之本，但以其出所挟之数为之等，虽外营数倍，他县不得易其等，必反其县而后视其等以益之，其税满二千四百贯者授职与坐商同。夫商贾不得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搢绅也，入资为郎，且求之不得，又肯故瞒其税而不得出身以为荣哉？所谓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税从来论物为轻重，吾不欲其然也。然亦有论物者，盐茶酒烟而已。盐者官卖之商，故与他物异，及其贩也无不同；茶者旧所重，则许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二；酒者前代所禁，宋且官卖之，今通行于天下矣，禁之或官卖之，恐滋扰，则计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一百贯，计息二分，一岁可得二十四贯，则取其四贯八百）；至于烟，当在所禁，然遍天下人皆用之，禁之难，惟士大夫可禁耳（士大夫一用，即褫为庶人，而令天下凡童子入乡学者，即不许用）。而其税也，不计其本，不计其息，但用今法；其贩也，每斤纳钱五文；其卖也，每斤纳钱十文，且非不可田之地不许种烟，而又重其税，则鬻者少；鬻者少则贵，贵则人不能买，久之庶可绝矣（凡客店舡户渔户车夫赢夫猎户樵夫俱入商籍）。嗟夫，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故吾欲于建官之法去吏部，晋冢宰为相国以总庶务，置大司均以备六卿货财者，与食并重者也。鸟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夫商税悉纳于县，县同主之，设司市理之（士也无定员，以市之多寡为准），县令总之，合口算户税（布帛丝麻）、房租、商税。上县岁可入十数万，中下亦应数万。由县而郡而州藩，各除其支给积贮，而上供于天子，应不下数百万。此但取士任官得其人，而忠信重禄，使之重廉耻、轻财利、尚名节、鄙贪污，而又有严刑以惧其后，固无虑侵渔之弊，又何必鳃鳃然与臣下较锱铢、归其权与利于胥吏如今日哉？岁计之已有余，岁岁计之岂不足，而又为之崇节俭，而又为之省浮费？十年之内，入将不可胜穷，天子富于上，州藩郡县富于下，时施恩于天下（谓薄征蠲免之烦），百姓将日富而不知，天子以四海之富为富，四海无人不以天子之富为富。故吾名货部为司均，均也者，均上下、均贫富、均有无、均出入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初疑商贾计本取税，似琐琐与民争利，又泉货似当如古寄于农曹，不必专部，即冢宰别为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汉后称五曹五尚书者，亦未为不可。既而思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廛即税也），周礼：廛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则古之商贾原自有税，今世如牛税马税鱼税斗斛税称税布税当税等，各有杂课，但或本小利微者有税，而千万封殖、放债出入者反无税，则不均。旧例漫承，不复核查，而吏胥又上下之则不清，至于关榷之暴，又三代所无，则平书所言固可酌而行矣。
行商计其本有息无息，不足本者官买之，虽亦周礼遗法，然后世行之，法烦则弊易滋，未必惠及商民，反以扰及商民。或亦如坐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他无问可耳。至行商似更劳于坐商矣，乃坐商至百贯方起税，行商足五十贯即起税，何也？或皆以百贯为率也。
至治之世，民自不贫，亦不甚富。农不得田连阡陌，商何得独有万贯以至十万贯以上者乎？乃立之以上之名，而极其数以号之，是招之贪墨也。布帛菽粟不必万贯始可贸迁，万贯十万，将必化居远方难得之物以相侈耀，是长靡也。一品之禄合米钱布帛大约不过四千金，商乃有万贯至十万贯以上者，是令其僭越而无等也，今宜拟为一百贯至三百贯为下商，四百贯至六百贯为中商，七百贯至千贯为上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商而至千金为本，亦极矣。过千金者加税一之三，过万金者没其余，贩鬻淫巧及异方珍奇难得之物者，没其货。而税满千贯者即加以冠带，然亦必素颇孝弟而无暴横欺诈行者始可加，不然商独嗜利厚蓄，岂所以平天下哉！
商仍当如愚前说，不使有仆，俟加虚衔后以品之仆仆之。盖仆不禁不限，则富商墨吏将有仆从至百千人者，不惟长侈，势必分户冒田以为兼并，而分田制产之法亦从此坏矣。
盐之贩也无不同句不明。盐，官物而卖于商者也，虽转贩他所，似不得更有税矣。
烟少有知者亦知其无益，禁之何难？而防田害农，祸实非小，直厉禁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