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我们刚才说过的相似的形式与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都具有的其它一些现象很相称。一种情况是在欧洲各地特别在国际商业繁荣的北欧贸易量都增长了。数目不断增多的欧洲人的船只沿着传统的水道运行，驶往地中海，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冒险横越大洋，到陌生的亚洲和新大陆去进行贸易。十六世纪初，这一商业中心仍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以及与它们相邻的一些较小的城市都专门从事制造业和贸易。欧洲其它地区最初就是从这些城市获得地中海商品和东方贵重商品供应的。在这些地区，谷物、食盐、腌制品（主要是鱼），还有油脂、酒和乳酪的贸易一直是生气勃勃、不断发展的。还有的船只则满载着供制造品用的羊毛、生丝和67皮革。矿石原料方面的贸易不大重要，但随着对明矾、珊瑚、铁和铜的需求的出现，这方面的贸易也日渐重要起来。地中海在十六世纪便承担着如此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的输送。
不过，在历史上最有生气的地中海贸易并不是当地的贸易，而是以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为起点，横越大陆后再由地中海扩散到欧洲各地的商业贸易。在传说的香料贸易中，胡椒比肉豆蔻和丁香更重要。中国和波斯的成包的丝、印度的棉花、中国的大黄和名贵宝石补充到外来品贸易中，它们引起了所有欧洲人的叹羡，从而使威尼斯这一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中古时期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一直在地理上把持着这一奢侈品贸易的垄断。而这种局面在十六世纪初期遭到了葡萄牙人的挑战。葡萄牙的海员试图在武力保护下改变传统的航线，从大西洋水域推进到印度。这一最早的尝试没有成功，直到十七世纪，荷兰不是用暴力而是依靠船舶和经济组织这两方面的效率改进而引起的价格竞争才摧垮了威尼斯在奢侈品贸易中的优势。
十六世纪北欧与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属低地国家和波罗的海流域之间进行的贸易，与地中海贸易相比开始是微不足道的。如同地中海地区支撑着富有生机的意大利城邦一样，荷兰和佛兰德这两个低地国家的制造业贸易中心已成为北欧的支柱。
尽管北欧还没有与威尼斯或热那亚相比的都市区，但在十六世纪初期毕竟出现了两个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城市群。一个是北德意志诸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另一个是尼德兰的一些港口。布鲁日港的淤塞使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市逐渐占据优势，成为十六世纪北欧首要的商业港口，直到在改变战争的命运中被摧毁为止。到十六世纪末期，离海岸只有几英里的阿姆斯特丹在重要性上已取代了安特卫普。
北欧的主要贸易品为寒带出产的耐寒的谷物、食盐和腌鱼、羊毛织品、毛皮、铁和木材。谷物贸易是一种经常性的交易，进口谷物的为西班牙、葡萄牙和尼德兰的那些工业化地区，出口谷物的为法国和波罗的海沿岸。这个世纪贸易发展之充分已足以使某些遭受暂时饥谨的地区也能得到生活品供应。一般说来，北欧贸易特别是谷物贸易扩张的范围由通过波罗的海的船只数目增加可见一斑。船只数从这个世纪初期一年平均一千三百三十艘到这个世纪末已增加到一年平均五千艘以上。由于这一时期帆船的平均规模也扩大了，这一比较实际上已对波罗的海的商业扩张打了折扣。这个世纪初叶北欧完全依赖波罗的海供给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腌鱼，特别是腌鲱鱼。当时由于荷兰在北海开发了新的渔场，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北欧贸易的最重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纺织品，因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除意大利北部外）在法国北部、佛兰德、布拉邦特、荷兰和英格兰东部。佛兰德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在这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安特卫普已成为该地的贸易中心。在佛兰德纺织的生丝主要是从西班牙和英格兰进口的，但英格兰也大规模地把织成品出口到安特卫普和波罗的海沿岸。不过它们主要是一些没有染色、尚未制成而有待进口者进一步加工的织品。
与此同时，一种独立的贸易在大西洋沿岸日渐兴旺，西班牙、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从事着活跃的羊毛、织品、酒和食盐的交易。这种贸易有将地中海的大商业圈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接之势，直到这三个环节连成一条贸易链为止。
十六世纪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在欧洲和其它居住区之间建立了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早先曾被看作是鱼资源的海洋，到十六世纪末已成为国王的交通干线，从里斯本到印度或塞维利亚到西印度群岛的航行几乎司空见惯。显然最重要的海洋贸易是于该世纪中叶发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银矿之后，在西班牙和新大陆之间进行的，那里的财富不仅可以资助西班牙，而且可以使整个欧洲受益。
第四节到此为止，我们在前面对十六世纪人口、价格和商业所作的概述已可以一并显示那个世纪主导的经济发展型式。在西欧绝对和相对价格的趋势和人口增长的趋势各地都相同，这一事实不仅使我们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而且强调人口增长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暂时而言，都是关键性的。人口增长了，结果在这个世纪初期便遇到了新增劳动的收益递减。由于人口继续增长，劳动工资相对于土地价格下降了。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之所以上升，就因为农业利用的是大量费用日益昂贵的要素土地。
在金融方面，所有价格（既有产品价格也有要素价格）的上涨部分应归因于货币量的增加——用欧洲新开发的银矿铸制的货币—一和从新大陆进口的白银；部分应归因于商业速度的加快。西班牙对这—进口的垄断也导致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因为西班牙条银进口的上升提高了当地的价格，使出售商品和劳务变得有吸引力而购买商品则相对没有吸引力。西班牙购买军队、武器和奢侈品，而靠将得自新大陆的窖藏的白银出口到其它欧洲国家来结算。
这对国际贸易有多大刺激是很难估计的，因为随新大陆财富而来的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十六世纪人口的普遍增长降低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费用。由于市场的这种可用性，一些新的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出现了，从而使生产和交换实现了专业化，同时增强了不同地区的比较利益。在这样的沃土上，所有部门的对外贸易都繁荣兴旺了，并特别受惠于安特卫普和伦敦这样一些发展迅速的都市市场。与此同时，规模较小的地方和地区性市场则不能与它们的更有效的对手相抗衡从而陷入衰落。
少数大市场的兴起可用市场本身的性质来解释。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市场产生了可以成交的价格信息。由于这些价格对在场的所有人都适用，任何人都可以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售，因而这一生产增益来源大概是一个简单市场所有明显好处之中最主要的。在贸易扩张期间，市场越大就越有效率，因为交易中含有规模经济。于是在内部市场贸易者的竞争中，位于中央的市区靠牺牲境况不幸的对手而获得利益。
当一个与农业和工业部门互相联系并与最终消费者相联系的交易部门进入我们的分析时，我们就十六世纪消费者福利所论述的情况便复杂起来。显然，在收益递减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直接影响是降低经济的总效率，直到人均收入普遍下降。但从间接方面看，人口增长对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不是没有积极影响的，因为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从而刺激了商业贸易。
交易部门效率的提高跟人口增长的结果完全相同，影响了相对生产价格和贸易比率。农产品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幅度，较之工业品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幅度要小，工业品的消费品供给是完全弹性的。这样市场的贸易比率变得对农产品有利。农业价格的相对增长既归因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从而降低了收入；又归因于农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这往往又使收入提高。社会的福利将依何种效应在一定时间或场合下起主导作用而定。
总之，十六世纪的平衡表显示农业生产率下降，制造业生产率不变而市场交易部门的生产率上升。西欧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市场效率增长能否抵销收益递减引起的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一般而言，结果并不乐观，收益递减占了优势，最后西欧迈入了受累于马尔萨斯抑制的十七世纪。饥荒、瘟疫再次席卷欧洲各国。
第五节69如同我们在前面对人口讨论中已看到的那样，十七世纪这些灾变的影响是有选择的，不像十四世纪造成的那种破坏。某些地区，如英格兰便相对未受什么损失，而另一些地区如西班牙则遭到了严重的危害。完全可以认为，经济组织的效率在决定马尔萨斯抑制的效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十四世纪与十七世纪的重大差异之所在。十四世纪时西欧经济整个而言是组织得完全一样的，而在十七世纪时，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制度和所有权在一、二百年里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图9.6a
一五OO年至一七OO年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指数资料来源：H.范德威：《安特卫普市场和欧洲经济的发展》（马丁努斯。尼基霍夫，一九六三年），第一卷，第543页；N.W.波斯苏姆斯：《莱克汉德尔》，第二卷，第217页，第1014—1017页。
在十六世纪，西欧商业并不是在一个安宁自由、井然有序的贸易环境中发展的，而是在克服由竞争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敌意和猜忌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的首脑们确信只有牺牲其他君主才能扩大影响，他们同样相信—种经济只有牺牲其它民族的利益才能扩大其商业。这—哲学的最好范例是葡萄牙人试图凭借武力改变香料贸易而未得逞。其它政治单位也曾试图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凋整内外经济关系。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伟大民族斗争所需岁入中诞生的。
前一章所述的诸因素对重商主义都是至关紧要的。其结果为政策大不相同，进而导致了十七世纪截然有别的后果。因而这个世纪的经济事件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按国别进行考察，一种简单的人口模型不再能解释欧洲发生的重大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