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偿还贷款便需要有财政岁入。经过一场战争，贷款可能会源源流入国王之手，但国王随后便面临严峻的偿还任务。如果说在资金市场发展中为君主贷款有重大影响，那么发展一种固定岁入来源以偿还贷款，在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便有指导作用。
较大的政治单位无疑最终会形成，而问题是，在许多小国家中哪一个可以通过显示相对效率证明其权力继续存在？每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都极力寻找新的财政岁入来源。无偿征用财产提供了一种短期解决办法，但可能会证明要在较长时间里付出很高的代价，即使不是致命的。或者，国家会重新规定或改变所有权，或更有效地实施那些已经注册的所有权以使私人部门受益，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国家允许通过扩张或收缩的市场利用新发现的或变得可行的有利机会，为此则会征收费用。
既然恩惠一定要由最高出价人来施与，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些制度变革会不会更有效便没有把握了；在一五OO年所有权给定的情况下，大部分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往往与社会收益率大不相同。这里恰恰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之点：一五OO年至一七OO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别主要归因于兴起的各国为应付持续的财政危机而创建的所有权的形式。让我们看看所有权是怎样创建的。
第四节为了了解背景，我们必须将国家的功能置于一种较之单独论述封建社会所必须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加以阐释。甚至在当今，政府也主要是一种将保护和公正出售给其选民的制度协定。它通过确定和实施产品和资源的所有权及让予资产转移权来实现。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国家获得税收。由于提供保护和公正的规模经济使这一交易可能对选民很合算，因此被统治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利贸易便有了基础。只要规模经济继续，国家对所有权扩大了的保护和实施就能提高所有选民的收入，而这一储蓄以某种形式在选民和国家之间分配。
什么决定这些储蓄的分配呢？公民们感兴趣的是得到尽可能多的增量收入；而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这一时期其本身的生存常常依赖于使现期岁入最大化。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第七章已描述的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历史证据。
在那动乱的两个世纪，我们已看到热衷于为一个地区提供政府性服务而谋取税收的潜在的供给者，往往不止一个。在任何一个政治单位内国王的许多有权势的封臣都颇为乐于专擅控制。同样，局外人即其它政治单位的竞争的王侯们则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照理，哪个国家广泛施与，保护和公正使选民受益最大，选民就接受哪个国家。事实上，适合选民的“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授予他们“在宪法上”定价（税收）的权力；而从君主的观点看，他们那方面的情形也是确实的，君主的安全感取决于君主自由处置税源和税率的程度。一个当权的君主可以要求的垄断权力越多——就是说，其对手的势力越小，威胁也越小——国家可以占用的租金的比例便越大。
我们已经指出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不同模式的种种原因。就英国来说，议会能够从君主那里分享对征税权的控制。在法国，十五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一切所有权在这一乱世都得不到保障——致使三级会议将征税权让给了查理七世，以求得君主对增强秩序和保护以免雇佣帮伙和英国入侵者掳掠的允诺。法国国王在履行诺言的过程中肃清了他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使王室能更好地要求增加在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储蓄中的份额。
经济结构必定始终决定着哪些经济部门由国家征税可以最有盈利。
国家从任—部门所有权的改变和保护中所得净收益不仅由社会收益决定，也由已含的交易成本决定。国家从发明新所有权中所得增益取决于已创造的实际收益或储蓄减去创立新制度协定的成本。必须从社会储蓄中减去谈判和发明新协定、衡量收益、征收适当税收和实施新所有权等所用的费用，才能得到国家直接所得的岁入。在近代初期紧迫的压力和扩张的形势下每个年轻的民族国家最感兴趣的是发明能使其现期收入最大化的新协定。因此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便是，在紧迫的压力下新创制的制度协定常常不是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那些制度协定。
例如，正如政府可以很容易一直承认和（或）保护无效率的所有权（如垄断和行会）一样，政府也可以创造出诸如保障公开市场的更有效率的权利。垄断的受益人容易被识别，私人收益不难衡量，税收也很容易商定。国家实施垄断不困难，因为垄断者可以通知违约的当局，征税也容易。转让特权对国家是一种可能有利、代价也相对低廉的岁入来源。另一方面，公开市场的创立在识别受益人及与受益人谈判上有很大困难，同时在规定和征收税上也有种种不确定性和多方面的困难。不过，如果因为国家面临种种限制，这种所有权的创立和实施证明是最有利的岁入来源，那么它就将被创立。
君主在寻找岁入中得到自由的程度在整个欧洲是有很大差异的。他可以无偿征用财产，但那样做是竭泽而渔。当可以使其臣民相信他们面临攻击或入侵的威胁时，他也可以征取强制性贷款。他还可以用转让特权来交换岁入。这些特权基本上包括转让所有权或为岁入所有权的保护作担保。显然国家从自愿团体接过对所有权的保护上具有规模经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超出了庄园和城镇，农民、商人和发货人发现私人保护成本可能由于有一个强大的统治权威而下降。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已存在互利性交易的基础，但没有两个君主面临完全相同的经济。既然在私人部门中个人总是受到“白搭车”刺激而逃税，君主只得寻求一种可以计量也易于征收的收入来源。与现代税收结构适成对比，没有可以用来从事这类活动的制度结构，而且，由于在大多数场合信息成本高得排除了近代某些可供选择的办法。两个极端都说明奋斗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1）在对外贸易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地区，衡量和征收税金的费用有低的特点，在水运贸易方面就更低了，因为港口数目有限。（2）在贸易主要为地方性的（局限于一个城镇，—小块地区）或主要是对经济内部的地区，计量和征收贸易税的费用便具有相当高的特点。
在前—种情况下，进出口税从国家观点看可能是最有效的征税。在后一种情况下，转让对生产要素的垄断或征税则也许最有效。但无论何种情况，税收的性质和征收的办法对经济效率都是至关重要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本章只能在君主以所有权交换岁入所用的众多的（和巧妙的）办法中列出了几种。转让土地权在英国是—二九O年（和—三二七年对贵族）由置地法（Quia
ernptores
statutes）批准的，因为国王不如此便要因封土分赐制而失去岁入；稍后实施了威尔士法（一五四O年），允许继承，因为延长遗赠“用益权”使他丧失岁入。在法兰西、香槟和昂儒也有类似的发展，不仅防止了岁入的损失而且在十三世纪对土地转移也征课了税金。城镇以岁入作为回报，则得到了垄断和贸易特权的授予。外国商人获准享有合法权利，可不受行会的约束，交换条件也是58交纳岁入。行会被授予专有的垄断特权，以向王室输款纳币作为报偿。在进出口税方面设立了关税，而相应地则回授以垄断特权。在有些情况下，国王被迫将税收控制权转让给“代议”机构，也是为了得到岁入。
这后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和进一步阐释，因为它对一五OO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发展的不同模式至关重要。君主为获得生存攸关的赋税岁入不得不放弃的是什么，就是说决定君主对其“选民‘’的议价实力的是什么。上述论点提出三个基本考虑：（1）选民从国家接替民间自愿团体对所有权的保护中所得到的增益；（2）竞争者的势均力敌则能提供同样的服务；（3）经济结构决定了王室的不同征税方式的收益成本。
第五节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中心论题上来。上述变量组合并不保证任何出现的国家都会建立一套用以鼓励长期经济增长的所有权。在这一时代最大的增益是在鼓励交易部门中获得的。不过政府的财政需要永远是首要的，而且一个君主即使有的话，只怕也很少靠算计几年后的改革和岁入的结果来过奢华的生活。生存是当务之急，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国家收入现值最大化，毫不奇怪，往往导致所有权结构实际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一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则可能（也许是偶尔地）导致更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的确立。
在这后一节我们将考察西欧经济的不同成就（在可利用的资料的限制下），而后利用以上发展了的框架追溯一下两组不同的所有权的出现，一组导致尼德兰和英国持久的增长，另一组导致法国的相对延缓及西班牙的停滞和衰退。
第九章近代初期
一五OO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历史学派的性质可以部分说明对这两个重要世纪的许多重大现象不作连贯一致的解释多么可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都不免如时尚所趋：蔑视概括，宁可高度专注于一时一地。因而几乎没有职业学者试图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这么大的题目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考察。
对这后一点兴许也对前几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的可能要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了，但他们在历史理论遇到了这两个世纪的难题。按照他们的原理，封建主义由资本主义替代。问题是西欧封建主义到一五OO年已经灭亡了，资本主义如现今所知则尚未诞生，而产业革命完全是未来两个半世纪的事情。这样为了填补这一时间空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便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动力学一致的经济组织阶段——十六世纪为扩张期、十七世纪为危机（收缩）期——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我们的解释便不存在这种断裂的问题。十五世纪—个新的马尔萨斯周期便已开始了。人口的新增长弥补了十四世纪的损失，直到最后再次遇到报酬递减。十三世纪许多经济因素明显重演于十六世纪而十四世纪的某些问题也在十七世纪再现。不过，这一时期毕竟发生了—种新的现象：虽然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随后出现的”危机“——可以预料是同样普遍的一一其实在地域上则是参差不—的。有些地区和国家证明是能够调整适应的，甚至能够继续保持外延性和内涵性增长；而有些地区和国家则重蹈十四世纪普遍萎缩的覆辙并衰落下去。
十七世纪末叶已显示荷兰和英国为优胜者，法国为失败者，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则为明显的失败者。历史上首次有些地区和国家能够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而有些国家则失败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重要的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