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引起了三个参数的变化，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当时制度协定和所有权的令人瞩目变化。这些变化为：（1）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价值的下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岁入也相应下降；（2）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相对提高；（3）利用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费用（交易费用）上升。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古后期制度和所有权的性质。
这些经济条件的变化要求庄园契约协定加以调整。人口下降使—许多农民和地主的地产至少部分闲置起来。领主起初力图强迫其现存的承租人按老的习惯条件来利用闲置土地，并抗拒诸如劳动法令一类要求增加实际工资以与新经济条件保持一致的各种法律；这些企图很快便落空了。农民的逃亡、领主间急于吸引佃户的竞争以及农奴拒不服从秩序挫败了这些企图。
在西欧，保留佃户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地租和放宽依附义务。后一个目标导致租借期限延长的创新，这一延长的租期很快成为终身性的，按这种租契，劳动义务与固定地租合同中的习惯租金合而为一。前几个世纪的物价上涨使常规的习惯固定租的实际值大幅度下降，结果提供了—个与地租的现行实际值非常近似的值，并使相互协议容易达成。终身租约只能在佃户亡故时才能再协商——这是领主现今为获得佃户而甘愿付给的价格。佃户实际上获得了土地的终身用益权，以同意向领主提供固定给付作为回报，而领主则仍提供庄园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终身租约已证明领主签约将土地只让与一代承租人是他为保留其习惯权利而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但是由于天灾频仍不容许人口几代都增长，这些协议本身具有习惯的约束力，最后承租人便按照惯例获得了继承权。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这种协议逐渐被视为与登录不动产保有权法具有相同的效力，并只属于当时以定额货币给付或免役租作抵押的那种惯例性的不动产债权。十六世纪价格水平持续上升，到一六OO年已使劳役变成一种单纯的正规给付。这样庄园经济便面临了死亡：劳役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由货币地租代替了；土地现在由自由承租人和（或）由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来耕种，在寻找好职业上他们是自由的。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第二项主要的制度变革是，出现了同城市国家竞争并最终使之黯然失色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封建男爵、地方公国和小王国——这些都是中古盛世的标志——被合并为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我们在前几章已看到，这一过程可能是货币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有的影响的参数变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税收减少和政府存在所必需的支出水平的相对上升。前者直接归因于人口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对边远土地的抛弃。后者部分由于劳动工资的上升——即军队费用大幅度上升，部分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要有效利用便需要有—支训练有素、协调—致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伙武装骑士的临时凑集。
这样，当国王和男爵发现必须增加他们用于军事编制的支出时，他们也发现传统来源为他们带来的岁入在大幅度下降。这些变化决定了，与以往相比军事单位总的说来减少了，而每个单位的规模则扩大了，因而要求缩减政府单位的数目，这一过程是由联合、吞并和征服来完成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这一过程很容易证明是对社会的分裂，尽管民族国家的合并和兴起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个地区政府联合的过程则受当地条件的影响，因而有地区的差异。
增加国家岁入的潜在手段之—是扩大国家影响和控制的地理区域。征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明显手段，其结果酿成两个世纪的战争。这样的方式当然是一种一方受益而另—方受损的较量，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必有所失。新兴国家间的和平永远是脆弱的，最好也不过是不确定和不稳固的。另—种途径是在现有的名义的权限范围内实行国家权力联合。这一阶段的几次阶级战争——英国、德国、西班牙的农民叛乱和法国的扎克雷叛乱—一令人信服地证明军队而非骑士是保持国内安宁所必需的。常备军使男爵的地位相对于国王遭到了削弱。最后，通过联姻的吞并总是伴随着阴谋诡计，乃至暗杀，这是一个国家扩大控制的一种可能手段。
增加新兴民族国家如此极需的收入的另一个途径是寻找新的岁入来源。新税收、借债和特权所得都是可用以获得所需货币的办法。研究这些新办法对这—时期制度和所有权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已在上面提出独立军事单位数目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完成这一缩减的办法则有多种。我们将在下面简要地考察某些历史变化，但首先应概述一下战争艺术的发展。
—三O二年的库尔特累战役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在这场战斗中，法国精锐的重甲骑士遭到佛莱芒长矛方阵的残杀。它预示了重骑兵称雄的时代的结束。百年战争时期特别在克勒西（一三四五年）、普瓦提埃（一三五六年）和阿金库尔（一四一五年）诸战中英国人的大弓箭的优势使法国人陷入绝望，法国人发现在野战中竟没有可以有效对付的办法。法国人最后求助于伯特兰特的格瑟林制定的骚扰战术和圣女贞德提供的计谋。一四五三年，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法国人在大炮四周围以壕沟，用以抵御英国的弓箭手和长矛手。法国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一成功标志着弓箭的优势已经终结。像弓箭一样，长矛同样改变了这两个世纪的作战手段。如果英国的弓箭手曾使法国一筹莫展，瑞士的长矛手以受过训练的队列则在整个西欧的近战中颇占优势，削弱了中世纪装甲骑士的威力。
在火药的基础上对武器应用的改进是缓慢的，但土耳其人成功地突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一四五三年）表明老式的围以墙垣的城市已经过时无用。到十五世纪末，火炮和（还不大成功的）手枪使军事技术发生了改变。
货币经济的兴起不仅鼓励了有专长的人的发展——热那亚的大弩手、英国的弓箭手、瑞士和德国的长矛手——而且使专业化的雇佣武装力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在中古后期，尽管这种武装力量在战斗中极有威力，但其费用昂贵本身也富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对敌人和对雇主是同样的。当雇佣者不再受雇或经常得不到薪饷时，他们便会四处抄掠。马基雅维里慨叹他们的职业，但坚持说没有他们专制君主将一事无成。另一种方案是常备军。常备军虽有优点但费用仍很昂贵，因为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要付给薪饷。不过渐渐地常备军在几个世纪里取代了雇佣军。法国的查理七世于一四四五年发布了贡巴涅敕令（companies
d'ordonnance）终了建立了—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每人自备武器，月薪为十土尔内利弗尔，其“随从”每人月薪为四或五土尔内利弗尔。
总之，两个世纪显示了战争的变化并带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即幸存者为迅速将一支现代军队投入战场所必需的财政资源超过了传统的封建男爵领地所能得到的岁入。结果，这个时代充斥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骚乱、兼并、恐怖、凶杀、内外纷争和勾心斗角。简短的报道不能解释更不用说描述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中施展的种种计谋或法国查理七世包括其子路易十一的内部纷争了。路易十一在他自己的封建男爵、有权势的勃艮第公爵之间施展了恩威并施、翻49云覆雨的伎俩直到最后获胜，这一切都不是几句话所能尽述的。这些扰攘骚乱在德意志各城邦、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各城邦中也各不相同。不过结局是完全清楚的。无论是通过联姻、收买、叛卖、玩弄阴谋还是军事征服，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民族国家终于代替了封建男爵领地而成为专制权力的中心。
不过就每个君主对其臣民的控制而言，国与国却大不相同。
由于百年战争爆发，法国极需采取应急的办法来解决十四世纪的财政问题。由于英国侵入这个现实，加之不易对出口贸易征税，查理五世于一三七O年成功地征课了一种人头税，由没有贵族身分的那些人缴付（教士也可免缴），加上销售税（Aides）和食盐专卖（Gabelle）一道构成法国岁入的新来源——起初都被认为是额外的。到查理七世统治中期，它们已成为固定税，并超出传统的“封建”岁入的三十三倍。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中期查理七世治下，人头税带来的岁入已从一百二十万土尔内利弗尔增长到一四八一年的四百六十万土尔内利弗尔。法国与英国不同，国家的和地区的代议机构放弃了对人头税的控制。（在下面第十章我们将详细讨论法国财政政策的历史。）贵族和教士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已被免除了征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税收方面享有了既得利益。他们掌管所在地的征税，往往被允许自己保留一部分；否则他们便会向王权索取津贴，以充作税金补偿。三级会议丧失征税权其后果是严重的。法国代议机构实际已经衰弱了，到路易十—统治终结时，它们对国王的活动在政治上已经不具有约束力。“专制统治者”一词常常用于法国的国王，不过，这种用法是错误的，因为—个统治者必须始终考虑外部征服或其臣民反叛的可能性。法国君主已达到的自由程度显然也不同于他的英国竞争者。这些差异对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英国也像法国—样，传统的封建岁入所得乃是国家总岁入中的—个下降的部分。世俗的津贴和教会的津贴（实际是—种财产税）要分别经国会和宗教会议的同意。不过，英国的对外贸易为业已强大的王权提供了大宗岁入。对进口的酒、一般商品和羊毛织品的征税是收入的来源。而在十三世纪，主要来源则为羊毛贸易，羊毛税成为王权增加岁入的主要途径。到十五世纪下半叶，仅这—项关税—年便可收入三万镑。
参与羊毛贸易的三个集团（出口商、羊毛生产者在国会的代表，王权）达成协议的真相已由艾琳。鲍威尔作了精湛的说明。[艾琳。鲍威尔：《英国中世纪史的羊毛贸易》（克拉伦登出版公司，—九四—年）]按这一协议，大宗羊毛批发商获得了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在加来的一处仓库，国会获得了规定课税的权力，王权则获得了岁入。与法国不同，税负由拥有某种政治权利的两个集团即地主和商人来承担。在英国从大宪章时代起，我们便看到王权不得不用特权来换取岁入。整个过程确如斯塔布斯所描述：
国会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对其立法、调查弊端和分享国家政策指导权力的承认；虽然爱德华一世已有一个正确的国家统一理论，而爱德华三世与其说运用了政治远见，不如说在激励下寻求对他自己规划的国家的默认。有理由认为虽然英国人民为捍卫自由流血从不退缩，但他们在不同时期成功地用来约束王权的大部分限制权却是用货币购买的；任何党派都不把按约定报酬授予和接受权利看作是羞耻之事。亨利三世于一二二五年批准特许状含有对事实的直截了当的承认，“为了这一让步，为了能享有这些自由权和森林特许权，大主教、主教、大小修道院的院长、伯爵、男爵、骑士、自由民和王国的所有人都从他们全部的动产中拿出十五分之一转让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