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我们现在能够就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作一番概述。为什么十三世纪欧洲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就在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
创立和实施所有权是政府作为强制统治来源的一项特权，政府统治和决策的所在地已从地方转移到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一转移是缓慢的、曲折的，因为到处都受到彼此冲突的权力的制约。所以即使在政府的短期财政利益与发展比较有效的所有权一致时（如在保护远程贸易中，远程贸易为君主岁入提供了—种新的来源），因为竞争者的冲突，往往也只能产生一些不完善的实施办法。发展新所有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只有当所有权符合政府的财政利益时政府才会建立这种所有权。如我们在上面已见到的，准予土地转让（发展无条件继承地fee—simple独立所有权的关键一步）已在英格兰、法兰西、昂儒、普瓦蒂埃和其它地区完成，目的在于确保君主不致丧失现有的封建岁入。对外国商人所有权的保护也出于这一原因，如勃艮第家簇在奥顿和查伦建立集市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也采取了诸如增加通行费、任意没收、强制贷款及其它类似的反保护措施，从而给所有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倾向依其财政利益而定。
尽管辅助性制度协定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张和农业土地专属权的发展而出现，进而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但它们还不足以使产量超过人口的增长。从以上所述可见，这些协定是零星的，协定的签订与取消往往带有任意性。商业贸易只有在其增长符合领主和君主的利益时才能受到保护；而商业贸易便常常由于这一原因而受到阻碍。
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了农业部门为什么没有按足以克服因收益递减和人口增长引起下降的那种速度来提高其生产率。我们没有讨论的是为什么人口在面临收入下降时仍一直增长。
随着人口增长和一般收益递减开始起作用，养育子女多的家庭的社会费用有了上升。但这些社会费用与单个家庭承担的个人费用不同，单个家庭可能会认为孩子多仍对他们有利。确实十三世纪的家庭防止新增孩子出生的办法是很不完善的。诚然，在实际收入下降时总能有一些办法来阻止家庭扩大。我们知道常用的办法有推迟结婚、采用某些原始的避孕方式。这些办法显然是不完善的，因而在不能有效避孕或发明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趋势是无情的。
为了使生产率持久地超过人口增长，必须使所有活动的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致。这种情况发生在十三世纪的工业和贸易中，而没有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特别在重要的发明和创新领域，制度没有发展到使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一致。结果人口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不过，以这样沉闷的调子来结束本章可能会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指出重大制度协定改变得很慢，有许多延续下来，直到严酷的十四世纪依然存在。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它们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七章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经受了收缩、危机乃至萧条
饥荒、疫疠、战争和革命在欧洲各地连绵不绝。这些灾难带来了人口下降，使经济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是—个“可憎的时期”。但又不止于此，它又是文艺复兴—一文学艺术成就复兴的时期。总之，对这两个世纪作出简单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第—节不过这—时代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对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现象莫过于人口的绝对下降。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那是就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而言的。实际上，西欧人口何时开始下降，下降到何种严重程度或人口何时开始恢复都所知不确。
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资料不足，在未进行人口普查的年代，对总人口的任何估汁都不可能优于猜测。存在几种估计，这里值得举出的有两种。M.K.贝内特对欧洲的人口曾作过估计，见表7.1。西欧的人口：一二OO年至一五五O年只有英国有较详细的人口估计，是由中世纪人口统计权威J.C.拉塞尔作的，他的估计见表7.2。英国的人口：一O八六年至一六O三年43资料来源：J.C.拉塞尔：《英国中世纪人口》（一九四八年），第248、263页和第269—270页。
表7.2中拉塞尔的估计表明英国人口在十四世纪下半叶大幅度下降，并且到一四三O年还没有开始恢复。确实，英国人口直到十七世纪初才超过了一三四八年的水平。
显然即使以上估计是准确的，它们也不过是总的估计，回答不了上面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不过，提出一种解释还是有可能的。传统认为死亡的刽子手是饥荒、疫疠和战争。十四和十五世纪时西欧多次经历了这些灾变的袭扰，有时是一种灾难，有时是几种灾难一道降临。这些无情的灾难是何时降临，怎样降临的呢？
十四世纪只有一个十年发生了第一次马尔萨斯抑制。在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之间欧洲经历了一场大饥荒，像许多饥荒那样它也带来了时疫。这场饥荒既不是十四世纪遭遇的第一场也不是最后一场。在法国，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O四年、一三O五年、一三一O年、一三一五年、一三二二年、一三二五年、一三三O年至一三三四年、一三四四年、一三四九年至一三五一年、一三五八年至一三五八年至一三六一年、一三七一年、一三七四年至一三七五年和一三九O年。此外，在法国南部，以下年份也为荒年：一三一二年、一三一三年、一三二三年、一三二九年、一三三五年至一三三六年、一三三七年、一三四三年和一三六一年。英国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稍好一些，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六年、一三二一年、一三五一年和一三六九年。食物短缺是十四世纪人口面临的十分现实的威胁；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幸免。一旦发生饥荒，结果是可怕的。在一次饥荒中，织物制造城市伊普雷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布鲁日有百分之五点五的人口死于饥饿。
饥饿即使不是事实上与疾病一道降临，也常常是为疾病流行提供了环境。一三四八年至一三五一年最惊人的灾变为黑死病——淋巴腺鼠疫和肺炎——肇发于克里米亚，蔓延到欧洲，以致到一三五O年沿着商人和牧羊人的路线袭扰了整个北欧。鼠疫的打击不止一次，而是频繁降临。在西班牙，一三六二年至一三六三年、一三七一年、一三五七年、一三八一年、一三九六年、一三九七年一再发生了鼠疫，并持续到十五世纪的一四一O年、一四二九年、一四三九年、一四四八年、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六六年、一四七六年、一四八三年、一四八六年、一四九三年至—四九四年和一四九七年。幸好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西班牙那样长时间地饱受鼠疫之灾。但鼠疫的阴影是时刻笼罩着的。在英国，—三六八年至一三六九年和—三七四年曾再度发生过鼠疫。仅伦敦在十五世纪里鼠疫便发生了二十次之多。
与黑死病有关的人口下降幅度究竟有多大？不止与一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的大鼠疫还与后起的一次次鼠疫有关吗？我们可能还所知不确。首先，鼠疫灾变在不同地区很不相同：有些地区死亡数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有些地区则几乎完全不受影响，还有一些地区则完全避开瘟疫。古典的看法认为鼠疫几乎吞噬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后来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一数字过高了。拉塞尔认为英国在一三四九年至一三五—年这两年半时间里死亡率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参见表7.2。）由于正常死亡率每年为百分之三，鼠疫造成死亡率应在百分之十六点六以上。他还估计在一三六九年这一发生鼠疫的年份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以上，使该年的年度死亡率高于以前年代。但M.M.波斯坦则认为百分之三十是最低限度，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都有可能。（这一数字是波斯坦教授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一次谈话中口述的。）不过这两个世纪一再发生的鼠疫和饥荒确实提供了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对人口的有效抑制。
北欧的人口也没有能逃脱死亡的第三个使者——战争的降临。这一时期的战争频繁，但还没有使太多的人卷入，因而没有直接杀戮大部分人口。战争所做的是毁坏周围的乡间，在劫掠抢夺中使当地居民离乡背井。整个地区就是以这种方式周期性地使人口减少。有组织的暴行似乎是这一时期所特有的：英国经历了红白玫瑰战争和农民大起义，德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法国则饱受了百年战争和扎克雷起义之苦。特别是法国，战争、革命、劫掠、抢夺接踵而至，连绵不绝。饥荒和疫疠是前一个世纪人口增长所遗留下来的；人口增长引起边远土地的开垦和占用，这些土地的肥力供养不起占用者的整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