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而在另一些方面，本书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本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由于本书的撰写是为了使那些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能够看懂（并希望他们感兴趣），因而我们避免运用专业术语，试图尽可能做到明白晓畅，直截了当。
本书又是合乎传统的，因为我们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这个领域的学者们会欣然看到我们从马克。布洛切、卡洛。西波拉、莫里斯，多布、约翰。Ⅱ。内夫、M.M.波斯坦、约瑟夫。熊彼特以及波洛克、梅特兰和斯塔布斯等古典派法律制度研究中受益匪浅。
我们应当强调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本书的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新的途径，而不是迎合以上哪一种标准形式。它不过是新研究的一项议程。
我们特别要感谢以下诸位：特别是我们的长期患病的同事史蒂文。彻温，他在发展理论框架方面给予了帮助；马丁。沃尔夫把他关于法国财政史的即将成书的手稿借给了我们；戴维。赫利海和M.M.波斯坦通读了全书并对本书第二编最初手稿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和批评意见；特里。安德森和克莱德。里德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而且撰写了有益的批评性评论。最后要感谢各大学的许多读者，他们听取了理论问题部分的初稿。虽然本书无论有什么价值都应由各方面共同分享，不过本书的缺点最终则由我们负责。
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财政资助，才使本书得以完成。基金会对我们的研究—直颇为关怀并给予支持，对此，我们谨致以谢忱。
特别要感谢马里恩。伊姆波拉，她设法将我们费解晦涩的文体改为具有可读性的形式；此外还要感谢乔安内。奥尔森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们感到如果在书后为每一章的资料来源备有一份总目录，并将引文和解释性插话专门放在脚注里，也许可以改进本书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不过这可能要冒犯某些学者了。
第一章问题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
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它每个人的净收益。）的活动。在后几章我们将提出并运用一种有关的模型，而后描述引起制度变革的参数转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以简化的形式指出达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考察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的差别。
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
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就算社会上个人可能忽略这类实际刺激而进行选择，就算全社会有一些人满意他们现有的地位；然而，偶然经验主义提出大多数人仍宁愿选择较多的物品而不选择较少的物品，并依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增长只需要一部分人对它怀有渴求。
我们回过来解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让我们考察一下它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增加引起的收入增长类型分开。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性的）增长，但不一定是每人收入的增长。有两种情况可以加速后一种人均收入的增加，我们把这称作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长。另一方面，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效率的增长也可能引起经济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出现，因为生产要素质量改进了（劳动力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本体现新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造成的市场缺陷减少了，或者由于组织的变革使市场的不完善得以消除。
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产量增长有明显作用。所以规模经济建立在市场越大，生产就越大的基础之上。由于上述原因，还由于我们整个关心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所以人口扩张本身也是我们确定经济的“实际”增长需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前一段反映的这些情况几乎普遍被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对过去经济成就的判断中当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待。然而解释显然存在漏洞。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我们认为，答案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上去。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除4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的收益或成本就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利得或亏损。社会成本收益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成本收益。私人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本书提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争论说明每一种情况都与所有权有关。
试举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为例。航运者不能确定他们的实际位置是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这需要有两个座标即纬度和经度的知识。确定纬度的能力较早便具备了，只要测量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但在南纬度上北极星隐没在地平线以下。为了寻求替代的方法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现测定太阳在中天的垂线（当它与太阳斜面重合时）可以产生所需要的关于纬度的知识。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的计时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十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一万至二万镑不等。这笔奖金一直悬赏到十八世纪，最后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精确测定轮船位置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按减少了轮船的损失和降低了贸易成本来衡量是巨大的。突破究竟发生得多早，在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收入因节省了轮船和时间而增加。（当然他也要承担研究的高成本和发现一项成果的不确定性。）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说到实施所有权的方法，也可以举海洋运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几个世纪里，海盗和私人武装是令人憎厌的，而且只有它们普遍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行贿，英国采取那种露骨的办法防止了北非海盗多年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贿是“有效的”，因为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增益总的说来足以超过为使国家境况改善而付出的贿赂，而且这种办法有时比海上保护所费便宜。
另一些国家这时采用护航的办法来保护运输，有的还部署了海上巡逻队。海盗的最终消失则是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结果。
至于制定得不完善的所有权，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取自近代初期西班牙的土地政策。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日渐匮乏，增进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私人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国王早已授予羊主团以其惯用的方式在西班牙放牧他们羊群的专有权。小心准备和种植谷物的地主可能已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吃掉或践踏坏他的庄稼。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所有者并不享有对其土地的专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