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此强烈地梦想着这个新的希望之乡，以至于后来，当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几乎不记得我见到的加利福尼亚，我想起的、谈起的，只有我在梦中认识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就在告别前，我遇到了汉密尔顿。他是我老朋友麦克格利高尔的说不清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只是在最近才互相认识，因为罗依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他的印象一直是，他的真正父亲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事实上，正是为了搞清楚他的父亲身分之谜，他才到东海岸来的。同麦克格利高尔住在一起，显然并没有使他更接近于谜的解开。在认识了他曾断定为他的生父的那个人之后，他似乎比以往更加为难了。他后来向我承认，他为难是因为在两个人身上都跟他自己的想象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决定应该把谁看作父亲的恼人问题促进了他自己性格的发展。
我这样说，是因为刚一被介绍认识他，我就立刻感到，我在一个从来不了解的那类人面前。由于麦克格利高尔对他的描述，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古怪的”在麦克格利高尔嘴里，意思是有点儿疯癫。他确实古怪，但是十分清醒，立即就使我感到很兴奋。我第一次同一个来到词意背后、抓住事物本质的人谈话。我感到我在同一个哲学家谈话，不是一个我在书本上遇到的那类哲学家，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哲理探讨的人——而且是体验了他解释的这种哲理的人。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理论，除非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并且，按照每一个新的启示，来如此这般地过他的生活，以便在揭示给他的真理和这些真理在实践中的例证之间，只有最小限度的不一致。当然，他的言行在他周围那些人眼里是古怪的，然而，他的言行在酉海岸那些了解他的人眼里并不古怪，在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如鱼得水。他在那里显然被视为上等人，人们毕恭毕敬，甚至带着畏惧聆听他的说话。
我发现他处于一场斗争之中，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懂得这种斗争。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重视找到他真正的父亲；事实上，我还常常以此来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有没有父亲是无所谓的，母亲也是一样。在罗依·汉密尔顿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斗争，他已经解放了自己，却还在寻求确立一种可靠的身世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绝对不需要的。
关于真假父亲的这种冲突，悖论式地使他成为一个超父亲。他是一个教师，为人师表；他只要一张开嘴，我就明白我在倾听一种学问，它截然不同于我至今同这个词相联系的任何东西。把他看成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予理睬，这是很容易的，他无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也知道如何脚踏实地的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发明实用物品的神秘主义者，在这些实用物品中有石油工业极其需要的钻机，他后来还为此发了大财，但是，由于他那古怪的形而上学谈话，当时没有人十分注意到他非常实用的发明。这被看作他的又一个疯狂想法。
他不断谈论他自己，谈论他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的这种品质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他只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有人说，似乎他更关心的是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作为父亲的真实身分，而不是父亲麦克格利高尔先生。这话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是够真实的。它的意思是说，他对他新发现的父亲没有真正的爱，只是从他发现的真情实况中得到一种强烈的个人满足；他是在以他通常的自我夸张方式利用这种发现。当然，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麦克格利高尔先生本人无限小于作为失散父亲象征的麦克格利高尔先生，但是麦克格利高尔们对象征一无所知，就是对他们解释，他们也绝不会理解的。他们正在作出一种矛盾的努力，既要拥抱长期失散的儿子，同时又把他降到一个可以理解的水平上，他们在这个水平上要以不是把他理解为“长期失散的”，而是仅仅理解为儿子；而稍有一点点理智的人都明白，他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儿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父亲，类似于基督，我可以说，他正在最英勇地努力把他已经十分明确摆脱的东西作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来接受。
因此，这个我最热烈崇拜的怪人会选择我作为他的知己，使我感到吃惊和荣幸。对比之下，我的方式就不对头了：书卷气、知识分子气、世俗气，但是我几乎立即就抛弃了我性格的这一方面，让自己沐浴在温暖、直接的灵光中，这灵光是深刻的，是创造物的天然直觉。来到他的面前，给我一种脱去衣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剥去皮的感觉，因为他所要求于谈话对方的远远不止是单纯的赤裸。在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是在向一个我只是模模糊糊怀疑其存在的我说话，这个我，例如，在我正读着一本书，突然明白我一直在做梦时，就会冒出来。很少的书有这种能力，能使我陷入神思恍惚中，在这种完全神智清醒的神思恍惚中，人们不知不觉地作出了最深刻的决定。罗依·汉密尔顿的谈话就带有这种性质。它使我空前警觉，超自然地警觉，同时又不破坏梦的结构。换句话说，他是在诉诸自我的萌芽，诉诸最终会发展的超过赤裸裸个性的那种存在，这存在会超过综合的个性，让我真正成为孤身一人，为的是设计出我自己特有的命运。
我们的谈话就像一种秘密的语言，在谈话当中，别人都睡着了，或者像鬼魂一样消失了。对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来说，这种谈话莫名其妙，令人生气；他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我，但是他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同我现在呈现给他的性格相一致的东西。他把罗依·汉密尔顿说成一种坏影响，这又说得十分正确，因为我同他同父异母兄弟的这次意外相遇，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造成了我们的疏远。汉密尔顿打开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虽然我后来将失去他传给我的视觉，但是我绝不会再像他到来以前那样来看世界，看我的朋友。汉密尔顿深刻地改变了我，只有一本稀有的书，一种稀有的个性，一种稀有的经验，才能这样来改变一个人。我一生中第一次懂得了经历一种必不可少的友谊是怎么回事，却又不会因为这种经历而感到被奴役或者有依附感。在我们分手之后，我从来没有感到需要他实际上在我跟前；他完全献出自己，我拥有他而不被他拥有。
这是第一次对友谊的纯洁完美体验，从来未被任何其他朋友重复过。汉密尔顿是友谊本身，而不是一个朋友。他是人格化的象征，因而也是十分令人满意且今后对我来说却不再必要的象征。他本人彻底了解这一点。也许，正是没有父亲这一事实，推动他沿着自我发现的道路前进，这是投身到世界当中去的最后过程，因而也就实现了纽带的无用性。当然，他当时处于完全的自我实现当中，不需要任何人，尤其是他在麦克格利高尔先生身上徒然寻找的肉体父亲。他到东部来，找出他真正的父亲，这一定有点儿对他进行最后考验的性质，因为当他说再见，当他拒绝承认麦克格利高尔，也拒绝承认汉密尔顿先生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清除了一切杂质的人。
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像罗依·汉密尔顿说再见时那样，看上去如此孤单，如此完全孑然一身，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相信未来。我也从未看见过他给麦克格利高尔家留下的那种混乱与误解。就好像他在他们当中死去，复活，正在作为一个全新的、不认识的人向他们告别。我现在可以看见他们站在通道上，两手空空，有点儿愚蠢、无助的样子，他们哭着，但不知道为何而哭，除非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像这样想起这件事。他们都不知所措，若有所失，模糊地、十分模糊地意识到，一次了不起的机会莫名其妙地提供给他们，而他们却没有力量或想象力来抓住它。这就是那愚蠢、空洞的手的颤抖暗示给我的东西；这是一种目睹着比我可以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痛苦的姿态。它给我一种感觉，感到在面对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有着可怕的不足。它使我感到血缘关系的愚蠢，感到非精神的爱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