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吏治”曰：盗贼之起，由于吏治之漓；吏治之漓，由于登进之滥。夫用人宜用正途，而目前之妨正途者二：曰捐纳，曰军功。捐班之妨正途、害吏治也，夫人能言之，朝廷亦知之，知之而苦于捐例之不能停，则不得已而听之。夫既巳听之，则不更问吏治矣，乃朝廷犹拳拳以吏治为念，言者亦鳃鳃以吏治为言，则臣请得切指其弊，而望朝廷之有以挽回于万一也。夫捐例之不能停，此出于不得已者也。必使捐班加于正途之上，势且挤正途而尽去之，势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为，俾天下之仕者，不尽出于捐班不止；俾天下之人心风俗，不尽化为捐班不止，此亦谓之不得已乎？而尚何吏治之可言乎？昔之捐班，不过于正途之外，别添一途。未几而并驾齐驱矣，未几而出乎其上矣，今则正途寥寥，有日少日无之势。此其故，部臣、疆吏分任其咎，而督抚为尤甚。各省风气略同，而直隶、河南为尤甚。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此部臣欲鼓舞捐生，知有度支，不知有吏治，此犹为经费所迫而然也，若督抚之厌恶正途，任用捐纳，则不尽为鼓舞捐生而然也。南省苦兵，军功之员居多；北方安靖，捐班之势尤甚。臣于庚申之秋，行过保定，见彼处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于终身无委署之期，困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此诚骇人听闻，为从来所未有也。夫督抚既不为鼓舞捐生起见，何其好恶拂人如此之甚？臣盖深心体察而得其故矣：夫正途固多败类，捐班岂尽贤员，无如正途之员来自田间，多由寒畯，其见识迂陋，举止生疏，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其作奸犯科，类不当行，往往迫督抚以不能不知，苦督抚以不能不办，优容不巳，必至决裂，决裂再三，必至厌恶者，势也。若捐班实由殷富，来自田间者百无一二，皆官员子弟，戚友吏胥，依草附木，久居衙署，此岂寒畯措大之比哉？其于官场之酬应仪节，趋跄答对，簿书期会之为、舞文弄法之巧，耳而目之，童而习之，养成便佞桀黠之才，助以声势党援之盛，初登仕版，老吏不如，其未作奸，大吏见其当行能事，固以为才；其既作奸，能发能收，大吏虽不言，心或更以为才，爱重不已，必至倚任，倚任不已，必至保荐者，亦势也。因而托于鼓舞捐输，力抑正途。又或托于一视同仁，唯贤是任，究其所谓贤者，亦皆捐班而巳。习尚若斯，遂成风气。
饥寒所迫，群起效尤。正途始而愤之疾之，继而慕之学之。夫同一作奸，督抚乐于无事，则以其不败者为幸。朝廷百姓交受其害，则以其易败者为幸。至于慕之学之，则不当行昔当行，易败者亦不败矣。昔人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风俗至此，危乎不危？又况开科职士，每进千人，选缺补官，岁无一二。求才几成虚语，应试将至无人，有不堪为流涕长太息者哉！然以此等流弊，降旨明诘，部臣无以自解，督抚必不肯承。空言告诫，终于无益。为今之计，捐例既不能停，惟有速令廷臣集议，酌改选补现例，明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纳、正途，分为两途，选补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之人不妥，仍用正途，捐班不能侵占。更宜略分先后，稍示重轻。督抚有意故违，部臣、科道纠察立参。如此，庶可挽回于万一乎！若军功之有妨正途，人亦知之，军功之有妨吏治，人或未知之也。三代而下，文武异途，兵民分治，既分之后，势难复合。宋太祖承五代之弊，以士人为县令，论者谓其开三百年太平之治。盖材官武夫，原不足以当亲民之任，况值闾阎凋瘵，赀郎取偿之余，又加以武健幸进之吏，以其杀贼之计杀民，民何以堪！且人才难得，才而兼文武者尤难。如诸葛亮犹短于将略，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今军营保荐，类曰文武兼资，若皆才过蜀相、品轶云台，何乃多才而贼未平？将毋标榜亦过其实？又况或无考语，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不数年间，已去横戈跃马之场，而总察吏安民之任。纵其才能出众，亦恐素所未娴。或谓军营保举，但视原资，彼既起家文职，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际，诸多牵就，啖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为大不然也。近日从军之士，往往预捐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窥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膴仕。夫用武而以就文为愿，得官而以多财为荣，迨其得志，不问可知。
朝廷文武并重，各用所长，有功而畀以重阃，甚或锡爵，岂犹不足为荣？文吏所以养民，作吏而任其残贼斯民，以徇军营牵就之举，此为得不偿失。夫以杀贼立功，而令牧民，是用所短；以叙功授职，而令害民，不如无赏。臣请从今着令，不问原资文武，但问所立何功，除襄赞运筹仍授文官，其余即缙绅监生，既以杀贼为能，便授带兵之职，不徒用其所长，抑且酬其壮志。庶其文武各当，兵民相安。盖军功人员之有妨吏治，事方始而害未彰，朝廷知而预防，较捐班亦易为力，诚不可不加以意也。臣之所请整吏治者此也。
光绪三年春，曾国荃巡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任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国荃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国荃忧甚。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知县以上，绅士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合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国荃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尽，而天不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不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不眠。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鳍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晻，雷霆远空。须臾，大雨滂注，至己巳乃止。民大欢，焚香鼓吹，迎巡抚归。
攸县龙汝霖，官山西高平县，有惠政。岁饥，先出仓谷贷民，然后上告。既去，高平人祠祀之。后十余年，山西大旱，高平亦灾，知县匿不报。民请贷，弗许；请缓征，又弗许。民怒，哗于堂，撤联匾，尽焚之。有父老于烬中见汝霖姓名，惊曰：“此咸丰时良吏，发粟救民者也，奈何唐突！”急取焦字涤瘗之。更制匾张于署，谢于其祠。
新化邹汉勋，笃学守静，着书甚多，身后颇零落。龙汝霖官江西时，为刻其《颛顼历考》、《五音论》、《读书偶识》、《诗文集》、《永宁碑释》五种。今录其跋语云：“邹氏遗书五种，昔咸丰初，汝霖于南昌遇邹君叔绩，见所撰书而录其副所存者也。叔绩当道光初，则已有述作之志，其后名盛，未几而徇难。海内人士闻见其人者，皆悼惜之。及讨求所着书，率限僻远，不得搜集。未数年，其家毁于寇，存者胥尽焉。其弟若于搜诸友人，则残缺失次，无复昔年之旧。时人亦复无求邹氏书者。赵君撝叔，好学友多闻士也，与汝霖遇南昌，偶言及叔绩。则曰：”尝于潘侍郎处闻其深音学，恨未见书耳。“汝霖则出其《五音论》，撝叔大喜，以为千年罕其比。于是出资请撝叔校刊之。既成，凡得五种：曰《颛顼历考》，曰《五音论》，曰《读书偶识》，曰《文集诗集》，曰《永宁碑释》。其余逸者不可遽得，以待他日。其所撰宝庆、贵阳诸志，既为官书，不入集中。救绩之学，于经长训诂，于史长地理，其所着《易》、《诗》，今不可见，见于《偶识》者，少年初学时所为耳。独其作《音论》，在其卒之前三年，然其卒年来满五十，亦未遽为定本。余前假录时，或未暇毕写，今故多所缺。要其遗书可见者止此。向使当时不相遇，或今不与撝叔相遇，则此所遗者竟不传不刊，未可知也。先后一十四年，其会际俱于南昌，亦异矣哉！叔绩品节志学，《湖南通志》、国史、家传皆有所纪赞，今但叙此遗书之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