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侍郎嵩焘学问极博，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详究海外形势。咸丰时，随郡王僧格林沁备夷天津。王筑炮台于两岸，长数里，厚数丈。台置炮三千具，大者万斤，小者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栅海口，护以铁锚，贯以铁绳。及夷人至，遗书论和，王怒不许。嵩焘曰：“战未必胜，不如姑与之和，徐谋自强。”王不听。嵩焘知边祸且亟，再三言，至于涕泣，王终不听。越数日，夷人以书来曰：“急去尔栅，我将以某日时至。”及期，王与将佐登台观之。夷以三舟来，去栅里许，自相旋绕。时顷，栅皆浮起。观者大惊，急发炮，子下如雹，海水腾沸，遂沉其舟，夷人引去。明年复来，遂有北塘之败。后十余年，边事益棘，朝廷思前事，复召嵩焘，以礼部侍郎出使英国。至伦敦，上书李相曰：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尘钧鉴。此间政教风俗，博大深厚，似其气象方日加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同治四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愚，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修造火轮车相劝勉，且谓中国富强实基于此。其始亦相与疑阻，即以初抵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来车运，用马二万余，虑妨其生计也，追车路开通，用马乃至六七万，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止出一道，相距数十里以下来就火轮车者，用马愈多也。去冬道上海，见格致书院藏一火轮车道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出临安以东趋广州，一出楚雄以北趋四川以达汉口，又由广州循岭以出湖南而会于汉口，乃由南京至镇江，东出上海，又东出宁波，北出天津以达京师。见之怪咋，谓云南甫通商，即筹及火轮车路也。及来伦敦，得此图，知已出自十余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无不至也。印度火轮车才及阿萨密，其通中国，分山南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而东北，以会于依拉袜底河，而达蛮允。大率云南通商一二年后，两处铁路，所必兴修者。日本公使见语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岂宜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羡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嵩焘赧然，无以为答。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同异得失。与西洋通商千余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强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自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亿世之长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昵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脧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瘳矣。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一二鸮张无识之士大夫，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今且下移于群不逞之顽民，无有能考览史事，体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末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礼，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保邦治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欲复为陈论。而见闻所及，有不敢不陈之中堂者：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昨见有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技艺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数十年中无忧构兵，直可以理势决者。考求伦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读书，通知兵法，而后入选。遣医士相其血脉胆气筋骨坚强，而后教之跳跃。次第尽枪炮技艺之能事，乃编入伍。其根柢厚矣！此岂中国所能行者！一身之技，无能及远，正虑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傻，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趋向也。此间有斯谛文森者，年七十余，各国铁路多所创造，尤勤勤焉劝中国之急为之。谨将所拟节略上呈。抑嵩焘之意，以为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使中国人通晓其法。埃及国隶阿非利加，其修造铁路，先遣人赴英国练习，而后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钧示，以凭与李丹崖会商办理。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若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质愈深愈佳。中国开煤务旁通，洋人开煤务深入，同一开采，浅深一也，有何妨碍？即以湖南地产言之，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为独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乡煤产无处无之，功名爵禄，尤称极盛。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者。何不近据事实，征之中国百姓，自为之而自利之？无故群起而阻难，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吴淞铁路买地为之，竟无术可以阻遏，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传》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先知先觉之任，必朝廷大臣为之，是以政教明则士大夫之议论自息，亦在朝廷断行之而已。
“至于国家根本大计，度今之时，量今之力，有难以一二举行者。而切要者数端，无关根本大计，而要为诸政之所从出。不先务此，虽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图功，亦终归于无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