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之法：每岁郡举一人，与于待诏之列，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观其所对，令廷臣反覆诘难，如汉之贤良、文学以盐鐡铁发策是也。能自理其说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若庸下之材剿说欺人者，举主坐罪，其人报罢。若道德如吴与弼、陈献章，则不次待之，举主受上赏。
太学之法：州县学每岁以弟子员之学成者，列其才能德艺以上之，不限名数，缺人则止。太学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艺与所上不应者，本生报罢。凡士子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分为三等：上等则同登第者，宰相分之为侍中属吏；中等则不取解试，竟入礼闱；下等则罢归乡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县学，补博士弟子员：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学；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今也大夫之子与庶民之子同试；提学受其请托，是使其始进不以正；不受其请托，非所以优门第也。公卿之子不论其贤否而仕之；贤者则困于常调，不贤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爱之也。
郡县佐之法：郡县各设六曹，提学试弟子员之高翟贿分置之，如户曹管赋税出入，礼曹主祀事、乡饮酒、上下吉凶之礼，兵曹统民户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兴作，刑曹主刑狱，吏曹主各曹之迁除资俸也。满三考升贡太学，其才能尤着者，补六部各衙门属吏。凡廪生皆罢。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得自辟其属吏，试以职事，如古之摄官。其能显着，然后上闻即真。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上书有一一：一，国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刘贲、宋陈亮是也，则当处以谏职。若为人嗾使，因而挠乱朝政者，如东汉牢修告捕党人之事，即应处斩。一，以所着书进览，或他人代进，看详其书足以传世者，则与登第者一礼出身。若无所发明，纂集旧书，且是非谬乱者，如今曰赵宦光说文长笺、刘振识大编之类，部帙虽繁，却其书而遣之。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曰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曰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曰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外则云、贵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扞患；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
凡此则有五利：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枝梧旦夕之间，掩饰章奏之上，其未至溃决者，直须时耳。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一有警急，常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莱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
昔者禹则坏定赋，周官礼国经野，则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为准矣。当是时，其国之君，于其封疆之内田土之肥瘠，民口之众寡，时势之迁改，视之为门以内之事也。
井田既坏，汉初十五而税一，文、景三十而税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于缕分区别而为则坏经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当三代之盛，赋有九等，不能尽出于下下；汉独能为三代之所不能为者，岂汉之德过于三代敛？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至于后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为什一而税，古之法也；汉之省赋，非通行长久之道，必欲合于古法。九州之田，不授于上而赋以什一，则是以上上为则也。以上上为则，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汉之武帝，度支不足，至于卖爵、贷假、榷酤、算缗、盐铁之事无所不举，乃终不敢有加于田赋者，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计虑犹未熟与？然则什而税一，名为古法，其不合于古法甚矣。而兵兴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鸣呼！吾见天下之赋曰增，而后之为民者曰困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