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着、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