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检王德亨上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书赵俊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俊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其采纳，以价值给之，亦不伤民。”
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值，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所费此下疑有缺文。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相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彩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万余斤，请如旧置炉冶铁。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敕谕户部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谨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广东都司械送蛮寇余党九十余人至京，法司请治其罪。太祖曰：“蛮夷之人，相煽为非，一时诖误。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恶者，胁从之人不必躬穷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给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者。尔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太祖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请以菽折盐粮，而每斗加五升。太祖谓户部臣曰：“以菽代谷者，为其轻可以便民。然菽亦谷也，而又加之，益损民矣。夫权变者当究其实，拯弊者当探其源，不知权变而昧其源，不几于救跛而成瘘乎！”
五月癸酉，太祖谓兵部臣曰：“军士月给米一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劳而不报者匪义。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所依者，并优给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太祖谕左军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辽东驿卒者，今天气尚寒，恐道途冻馁，此辈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济宁暂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退朝，召五军都督府臣谕之曰：“军士有从征亡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无依，虽已优给，然远违乡里，终无所托。其有愿还乡依亲者，悉遣其去，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惊服顿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军都督佥事萧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广茶陵卫城库隘，周围四里，宜循城西排栅旧址开拓之，以壮一方形势。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为者，有不得已而必须为者，要皆合于时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众，军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开拓？倘隳坏必须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太祖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瞻，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诬引良善。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必严禁之，使有所劝惩。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尔刑部其榜谕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太祖御右顺门，有近臣奏厩马暴毙，请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气者，必有死也。今厩马自毙，何可罪人？得无轻人而重马乎？其勿问。”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陕西有士人上仁政书，太祖览之，谓侍臣曰：“既言仁政，则必当爱民。何故所言皆劳民伤财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体。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