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存仁讲《尚书?洪范篇》，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阳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箕子以是告武王，以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岂特为人上者当勉，为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其君。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
吴元年二月丙午，太祖谓侍臣曰：“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监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祸。”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几，未免有劳圣虑。”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宴罢，因召群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代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太祖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太祖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
四月戊申，太祖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诗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贺平沙漠，太祖谕之曰：“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进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堕坏，民困于贪残，乌得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何无敌，安得不兴？”太祖曰：“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不，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录》成，太祖览之，谓诸儒臣曰：“朕观历代贤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肃，故百灵效祉，休征类应。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违天慢神，非惟感召灾谴，而国之祸乱亦由是而致。朕为此惧，每临祭。必诚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编此书，欲示鉴戒。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所以彰善恶，岂惟行之于今，将俾子孙永为法守。”
壬子，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伪瑞应以恣骄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臣谨奉诏者。”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吴祯自辽东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秫密高大方、同佥高希古、张海马、辽阳路总管高斌等至京。太祖谓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于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已而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果以其地来降，尚存一二桀骜徘徊顾望，朕亦不问。今高家奴等又相继而至，不劳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运已革，故来纳款。然自古兴亡之道，与治乱相寻。《书》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纪纲废坠，造乱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辈遂为朕臣仆。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业业，夙夜罔懈，何至沦丧？卿等宜鉴前轨，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于所警也。”群臣皆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圣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诚宗社万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先是，祯督饷定辽，因完城练卒，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太祖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固有可喜，亦有可惧。”祯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夫复何忧？”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可不惧乎！”祯对曰：“圣虑深远，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制中都城隍神主成。太祖自为文，遣兵部尚书乐韶凤奉安之。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顿首曰：“愿陛下终始此心，则天下幸甚。”
是日《昭鉴录》成，以颁赐诸王。太祖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太祖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前导，命翰林儒臣选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