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却贡献
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
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