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太祖谕侍臣曰：“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言：“报国莫知如荐贤，献忠莫如进谏。臣既不能荐贤以报国，敢不进言以献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并周为正统，合四十余年而汉兴。汉有天下四百余年。隋平陈，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兴。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国，混一天下，八十余年，而圣朝隆兴。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为迭兴之闰位，乃知秦为汉闰，隋为唐闰，元为国朝之闰，亦已明矣。伏愿陛下慎刑罚，昭劝惩，缓差徭，容直谏，致中和，以丕显文明之治，则皇祚传之万世，圣子神孙承继于无穷矣，岂特八百年而已哉！”太祖曰：“治乱相因，盛衰有时，虽出于气运一定之数，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间保民致治，国祚灵长，未有不由创业垂统，为子孙继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乱亡者，必反是。鉴之往古，事有可征。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罚，亦一端耳。好问所言，颇合朕意。”
去谗佞
吴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邪？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九月乙未，太祖谕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盖正直相亲，则善日闻。谗邪相近，则恶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颖阳者，专为苛察细事，甚张威福，一增僧略不相礼，阴谮杀之。信谗如此，岂持久之道乎？为人上者最忌偏听。所谓偏听生奸，诚有是也。信任奸邪，假声势以济其爱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离心离德，功业岂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彼谗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道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太祖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省臣进曰：“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螓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太祖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资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时佞臣所作，以馅媚朝廷，今礼欲修之。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今礼欲毁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朕访求人才，欲得识时务俊杰而用之，今观礼所奏，诚未达时务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遂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