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复，且先行屯田，宾兴不行，且先荐举。井田之法，当以田为母，区画有定数，以人为子，增减以受之。设官之法，正官命于朝廷，僚属大者荐闻，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后有王者，所当取法者也。
居业录
静中有物，只是常有个操持主宰，无空寂昏塞之患。
觉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荡荡，是何工夫！
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笃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养。孟子说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无捉摸下工夫处。故程子说主敬。
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慎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
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气之发用处即是神。陈公甫说无动非神，他只窥测至此，不识里面本体，故认为理。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事着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道理到贯通处，处事自有要，有要，不遗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则一事一理，穷理多，则会于一。一则所操愈约，制事之时，必能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中其机会而无悔吝。
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儒者养得一身之正气，故与天地无间；释老养得一身之私气，故逆天背理。
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像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
人虽持敬，亦要义理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决无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
程子曰：“事有善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愚谓阴阳动静之理交感错综，而万殊出焉，此则理之自然，物之不能违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则善者是天理，恶者是气禀物欲，岂可不省察，与气禀恶物同乎！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昏乱矣。
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动而无主，若不猖狂妄动，便是逐物循私，此达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后，自能了当得万事，是有主也。
人之学易差。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吕与叔、苏季明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
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默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发气象，则动静乖违，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泳意味。故古人于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着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着，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