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事心之难也。间尝求之一觉之顷，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为据也，俄而恍忽焉，俄而纷纭焉，俄而杂揉焉，向之湛然觉者，有时而迷矣。请以觉觉之，于是有唤醒法，朱子所谓“略绰提撕”是也。然已不胜其劳矣。必也，求之本觉乎？本觉之觉，无所缘而觉，无所起而自觉，要之不离独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则通微，通微则达性，性则诚，诚则真，真则常，故君子慎独。
繇知觉，有心之名。心本不讳言觉，但一忌莽荡，一忌笼统。笼统则无体，莽荡则无用。斯二者，皆求觉于觉，而未尝好学以诚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归之不觉而已。学以明理而去其蔽，则体物不遗，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贼。”
古人只言个学字，又与思互言，又与问并言，又兼辨与行，则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者如此下工夫，尽见精实，彻内彻外，无一毫渗漏。阳明子云：“学便是行，未有学而不行者。”如学书，必须把笔伸纸；学射，必须操弓挟矢。笃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且知五者总是一个工夫。然所谓学书学射，亦不是恁地便了。《书》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学古入官。”故学必以古为程，以前言往行为则，而后求之在我，则信诸心者斯笃，乃臻觉地焉。世未有悬空求觉之学，凡言觉者，皆是觉斯理。学焉而不觉，则问；问焉而不觉，则思；思焉而不觉，则辨；辨焉而不觉，则行。凡以求觉斯理也。
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性，故曰“性即气，气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学者姑就形下处讨个主宰，则形上之理即此而在。孟夫子特郑重言之，曰善养浩然之气是也。然其工夫实从知言来。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则心有所主，而志常足以帅气，故道义配焉。今之为暴气者，种种蹶趋之状，还中于心，为妄念，为朋思，为任情，为多欲，总缘神明无主。如御马者，失其衔辔，驰骤四出，非马之罪也，御马者之罪也。天道即积气耳，而枢纽之地，乃在北辰，故其运为一元之妙，五行顺布，无愆阳伏阴以干之。向微天枢不动者以为之主，则满虚空只是一团游气，顷刻而散，岂不人消物尽？今学者动为暴气所中，苦无法以治之，几欲仇视其心，一切归之断灭。殊不知暴气亦浩然之气所化，只争有主无主间。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还他调理，调理处便是义。凡过处是助，不及处是亡。亡助两捐，一操一纵，适当其宜，义于我出，万理无不归根，生气满腔流露，何不浩然？去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动些子，是以谓之气即性。即此是尽性工夫，更无余事。
程子曰：人无所谓恶者，只有过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此是天命之性，故谓天下之大本。才有过不及，则偏至之气，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性种遂已断灭。如喜之过便是淫，又进之以乐而益淫。淫之流为贪财，为好色。贪财好色不已，又有无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恶归焉。怒之过便是伤，又进之以哀而益伤。伤之流为贼人，为害物。贼人害物不已，又有无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恶归焉。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兼以恶言，始乎善，常卒乎恶也。易其恶而至于善，归之中焉则已矣。如财色两关，是学人最峻绝处，于此跌足，更无进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财色上止截，反有不胜其扞格者，以其未尝非性也。即使断然止截得住，才绝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伤。学者诚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则偏至之气自然消融，随其所感而顺应之，凡为人心之所有，总是天理流行。如此，则一病除百病除。除却贪财心，便除却好色心；除却贪财好色心，便除却贼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随之，即是不顿除，已有日消日减之势。此是学者入细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惧之极、时时见吾未发之中者，不足以语此。然则为善去恶之说非乎？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子思子从喜怒哀乐之中和指点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即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气象。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义也。至孟子，因当时言性纷纷，不得不以善字标宗旨，单向心地觉处指点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全是人道边事，最有功于学者。虽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乐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为仁义礼智名色，去人生而静之体远矣。学者从孟子之教尽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于未发时气象少有承当。今乃谓喜怒哀乐为粗几，而必求之义理之性，岂知性者乎？
孟子言养心，又言养性，又言养气。至程子，又言养知，又每谓学者曰“且更涵养”。养之时义大矣哉！故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涵养之功，只在日用动静、语默、衣食之间。就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衣一饮理会，则谓之养心。就时动时静、时语时默、时衣时饮理会，则曰养气。就即动即静、即语即默、即衣即饮理会，则曰养性。就知动知静、知语知默、知衣知饮理会，则曰养知。其实一也。就其中分个真与妄，去其不善而之于善，即是省察之说。
进学有程乎？曰：未事于学，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于学，而涯涘见焉。始学之汩汩流俗之中，恍若有见焉，得道之大端也。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也，此立志之说也。语曰：“志立而学半。”君子早已要厥终矣。第虑其锐而易挫也，乃进而言所守。择地而蹈，无尺寸或逾也。守经而行，无往来或叛也。即有语之以圆通径捷之说，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学至此有成行也，乃进而程所安。即事而理存，外不胶于应也。即心而理得，内不执于解也。以推之天地万物，无不冻解于春融而睫得于指掌也。学至此有真悟也，乃进而程所至。优焉游焉，弗劳以扰也。厌焉饫焉，弗艰以苦也。瞬存而息养，人尽而天随，日有孳孳，不知年岁之不足也，庶几满吾初志焉，则学之成也。”流水之为物也，盈科而后进”，折而愈东，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矣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而仁者曰寿。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间生生不已之运，即天地亦在囿，而况于人乎？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间，果能大小一例看，则一身之成毁，何啻草木之荣枯、昆虫之起蛰已乎？而人每不胜自私之为见，将生死二字看作极大，却反其道而言之，曰无生。盖曰以无生为生，而后能以无死为死，是谓空体不坏，是谓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由，成毁依然任运，徒作此可怜想。且死则死耳，却欲预先守住精魂，使死后有知；生则生耳，又追数胞胎前事，向无是公讨来历，岂不担误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圣人都教人在生处理会，并未尝兜揽前后际。而后人曲加附会，以自伸其生死之说，枉矣。呜呼！岂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
吾学亦何为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彼天民而先觉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为斯民也，请学之为后觉也，以觉先觉之所觉。曰尧舜之道，尧舜之心为之也。尧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觉也，吾亦觉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圣域，一时而远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觉者或异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全遁于空；事不必设取舍，而冥求其照。至曰空生大觉，如海发沤，安往而不异？”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又曰：“学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觉者，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饥食而渴饮，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为饥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觉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则贤智之过者也。而过之害道弥甚，彼以为道不在是也，去饮衣而求口体之正，去口体而求性命之常，则亦岂有觉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觉，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约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隐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时弑父与君之祸息，则吾道之一大觉也。历春秋而战国，杨墨横议，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胜之，约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恶者之非性。而仁昭义立，君父之伦益尊于天壤，则吾道之一大觉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于名理，遂有明心见性之说。夫性可得而见乎？又千余载，濂溪乃倡无极之说，其大旨见于《通书》，曰“诚者圣人之本”，可谓重下注脚，则吾道之一觉也。嗣后辨说日繁，支离转甚，浸流而为词章训诂，于是阳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时唤醒沉迷，如长夜之旦，则吾道之又一觉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夫阳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离，姑借《大学》以明之，未必尽《大学》之旨也。而后人专以言《大学》，使《大学》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觉，使阳明之旨复晦，又何怪其说愈详而言愈庞，卒无以救词章训诂之锢习而反之正乎？时节因缘，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诚意之学，直以《大学》还《大学》耳。争之者曰：“意，稗种也。”余曰嘉谷。又曰：“意，萌芽也。”余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谓致良知，则阳明之本旨也。今之贼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识，则失之玄虚，皆坐不诚之病，而求于意根者疏也。故学以诚意为极则，而不虑之良，于此起照。后觉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又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余盖有志焉，而未之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