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从心不逾，此时属心用事，还属意用事？”先生曰：“此个机缘，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盘针在盘子中，随盘子东西南北，此针子只是向南也。圣人学问，到此得净净地，并将盘子打碎，针子抛弃。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诚如神也。‘无声无臭’，至矣哉！此个主宰，要他有，又要他无。惟圣人为能有，亦惟圣人为能无。惟从有处无，所以无处有。有而无，无而有，方见人心至妙至妙处。”（以上答董标心意十问）
史孝复疑：“《大学》于‘诚意’后，复推先致知一着，而实其功于格物者，诚恐抛却良知，单提诚意，必有诚非所诚者。涑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先生曰：“格致是诚意工夫，明善是诚身工夫，其旨一也。盖以诚意为主意，格致为工夫，工夫结在主意中，并无先后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将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
又疑：“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心也，即‘道心惟微’也。而以意当之，不啻霄壤矣。”先生曰：“心则是个浑然之体，就中指出端倪来，曰意，即惟微之体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为心也。非以人欲为人心、天理为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非以所存为心、所发谓意也。微之为言几也，几即意也。”
又疑：“怵惕、恻隐之心未起是无意之时，既起是有意之时。纳交、要誉、恶声之心亦然。”先生曰：“怵惕、恻隐之心随感而见，非因感始有。当其未感之先，一团生意，原是活泼地。至三者之心，初来原不曾有，亦以见意之有善而无恶矣。不幸而夹带三者之心，正因此心无主，不免转念相生，全坐不诚之病耳。今以时起者为意，又以转念而起者为意，岂意有时而怵惕、恻隐，有时而纳交、要誉、恶声，善恶无常？是不特无纳交、要誉、恶声之心，并无怵惕、恻隐之心，宛转归到‘无善无恶心之体’耶？”
又疑：“复之所谓意者，盖言知也。心体浑然，说个知字，方见有定盘针。若以意充之，则适莫信果，无所不至矣。”先生曰：“心体只是一个光明藏，谓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讨出个子午，见此一点光明原不是荡而无归者。愚独以意字当之，子午是活适莫，适莫是死子午。其实活者是意，死者非意，总之一心也。贤以为知者即是意中之知，而仆之以为意者即是知中之意也。”
又疑：“《说文》：‘意，志也。’《增韵》：‘心所向也。’《说文》于‘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为心者。”先生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盘针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便无向字可下。可知意为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学，皆言必为圣贤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与心所往异，若以‘往而行路时’训‘之’字，则抛却脚根立定一步矣。然《说文》之说尚有可商者。按五脏，心藏神，脾藏意，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肾一直上中下通心为一体，故‘意’、‘志’字皆不离‘心’字。意者心之中气，志者心之根气，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静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岂诚意之说即是立志持志之说乎？夫志与意且不可相混，况心与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为心，但不可离意求心耳。”
又疑：“朱子以未发属性，已发属情，亦无甚谬。”先生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贞者，性情也’，即性言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乃若其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如得其情，皆指情蕴情实而言，即情即性也，并未尝以已发为情，与性字对也。乃若其情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这恻隐心就是仁，非因恻隐之发而见所存之仁也。”
又疑：“念无主，意有主，心有主而无主。固不可以念为意，尤不可以意为心。”先生曰：“心既有主而无主，正是主宰之妙处，决不是离却意之有主，又有个心之有主而无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
又疑：“《大学》诚意后尚有正心工夫。”先生曰：“诚意一关，是学问立命灵符，虽其间工夫有生熟，然到头只了得诚意本分。故诚意之后，更无正心工夫。”
又疑：“‘毋意’解，恐当从朱子说。”曰：“圣人毋意，所谓有主而无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个‘私’字，语意方完。毕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无意，有主而无主也。”
又疑：“窃观前后宗旨，总不出以意为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缘阳明以后诸儒谈良知之妙，而考其致处，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终无凭据，不如意字确有可依耳。”先生曰：“鄙意则谓良知原有依据依据处，即是意，故提起诚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几所知不至荡而无归也。”（已上商疑答史孝复）
战国诸子，纷纷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断之，曰性善，岂徒曰“可以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可见此性见见成成，停停当当，不烦一毫安排造作。这便是“天命流行，物与无妄”之本体，亦即此是无声无臭、浑然至善之极则，非无善无恶也。告子专在无处立脚，与天命之性尚隔几重公案，孟子姑不与之深言，而急急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指出个善字，犹然落在第二义耳。性既落于四端，则义理之外，便有气质，纷纭杂糅，时与物构，而善不善之差数觏。故宋儒气质之说，亦义理之说有以启之也。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非气质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过只是乐而淫、哀而伤，其间差之毫厘与差之寻丈，同是一个过不及，则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过不及之分数，则积此以往，容有十百千万倍蓰而无算者。此则习之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习相远”。先正言：“高声一语是罪过。”类而推之，颜氏之不迁怒，犹有乖于中体者在。才一迁怒，与世人睚眦而杀人者何以异？紾兄臂，逾东墙，只是乘于食色之见仁而过者耳。盖事虽有径庭之殊，而心之过不及只争些子。此一些子，说得是偏，说不得是与善对敌之恶。惟其失之于偏，故善反之，而即是中也。若是对敌之恶，则不可反矣。故性无不善，而心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即心亦本无不善，而习则有善有不善。种种对待之相，总从后天而起。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为善为不善，只为处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处便非性。”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气本是虚，其初谁为合他来？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气上讨头面，故发此论。后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后分外求个未生前，不免当面蹉过。总之太极阴阳只是一个，但不指点头脑，则来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处正是无声无臭一路消息。学者从此做工夫，方是真为善去恶，希圣达天，庶几在此。
盈天地间只是此理，无我无物，此理只是一个，我立而物备，物立而我备。恁天地间一物为主，我与天地万物皆备其中。故言万物则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铭》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由父母推到兄弟，方见得同体气象，早已是肝胆楚越矣。陶先生谓：“我所自有，不受于天。只恐灵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于物者以为之主。物无不坏，而不物于物者终不坏。”鄙意与陶先生不无异同耳。禅家以了生死为第一义，故自私自利，留住灵明，不还造化，看来只是弄精魂伎俩。吾儒既云万物皆备于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以上答王嗣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