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录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时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亦未尝径说无善无恶是心体。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快哉！四无之论，先生当于何处作答？却又有上根下根之说，谓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岂《大学》八目一贯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着实用为善去恶工夫，久之心体自明”，蒙谓才着念时便非本体，人若只在念起念灭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体，所谓南辕而北辙也。先生解《大学》，于“意”字原看不清楚，所以于四条目处，未免架屋叠床至此，及门之士一再摹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论。既是一事，决不是一事皆无。蒙因为龙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无恶之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如何定要说个有善无恶？”曰：“《大学》指说致知，如何先生定要说个致良知，多这良字？”其人默然。学术所关，不敢不辩。
今日之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然当《高子遗书》初出之时，羲侍先生于舟中，自禾水至省下，尽日翻阅，先师时摘其阑入释氏者以示羲。后读先师论学书，有答韩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宪先生，皆半杂禅门。”又读忠宪《三时记》，谓：“释典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而已。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而已。”其意似主于无，此释氏之所以为释氏也。即如忠宪正命之语，本无生死，亦是佛家语气。故先师急救正之，曰：“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之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忠宪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后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生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羲盖未之答也。及《节要》刻成，缄书寄羲，曰：“子知先师之学者，不可不序。”嗟乎！羲岂能知先师之学者？然观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云：“忠宪得之悟，其毕生黾勉，祗重修持，是以干知统摄坤能。先师得之修，其末后归趣，亟称解悟，是以坤能证入干知。”夫天气之为干，地质之为坤，气不得不凝为质，质不得不散为气，两者同一物也。干知而无坤能，则为狂慧；坤能而无干知，则为盲修，岂有先后？彼徒见忠宪旅店之悟，以为得之悟，此是禅门路径，与圣学无当也。先师之慎独，非性体分明，慎是慎个恁么？以此观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师之学也。使其知之，则于先师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节要》之意也。惜当时不及细论，负此良友。今所录，一依原书次第。先师着述虽多，其大概具是，学者可以无未见之恨矣。
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
刘讳宗周，字起东，号念台，越之山阴人。万历辛丑进士，授行人。上疏言国本，言东林多君子，不宜弹射。请告归。起礼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贤、保姆客氏。转光禄寺丞。寻升尚寳少卿、太仆少卿，疏辞，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辞，内批其矫情厌世，革职为民。崇祯己巳，起顺天府尹。上方综核名实，群臣救过不遑。先生以为此刑名之术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义之说进，上迂阔之。京师戒严，上疑廷臣谋国不忠，稍稍亲向奄人。先生谓：“今日第一宜开示诚心，为济难之本。皇上以亲内臣之心亲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则太平之业一举而定也。”当是时，小人乘时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牵连入之东林。先生曰：“自东林之以忠义着，是非定矣，奈何复起波澜？用贤之路，从此而穷。”解严后，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则刑罚宜省，请除诏狱。上天厚民生，则赋敛宜缓，请除新饷。相臣勿兴大狱，勿赞富强，与有祈天永命之责焉。”上诘以军需所出，先生对曰：“有原设之兵、原设之饷在。”上终以为迂阔也。请告归。上复思之，因推阁员，降诏召先生入对文华殿上，问人才、粮饷、流寇三事。对曰：“天下原未尝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进退天下士太轻，所以有人而无人之用。加派重而参罚严，吏治日坏，民生不得其所，胥化为盗贼，饷无从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方，盗贼还为吾民也。”上又问兵事，对曰：“臣闻御外亦以治内为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尧舜而已矣。”上顾温体仁曰：“迂哉，刘某之言也！”用为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复言之，谓：“皇上但下尺一之诏，痛言前日所以致贼之由与今日不忍轻弃斯民之意，遣廷臣赉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以招其无罪而流亡者，陈师险隘，听其穷而自解归来。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而毕此役也。”上见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谕以“大臣论事，须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图占地步，尽咎朝廷耳”。先生复言：“皇上已具尧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无倚伏之机，出于人心而有过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过，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请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后日之祸，今日又酿之矣。己巳之变，受事者为执政之异己，不难为法受恶，概置之重典。丙子之变，受事者为执政之私人，不难上下蒙蔽，使处分之顿异。自古小人与中官气谊一类，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无合于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有旨革职为民。然上终不忘先生，临朝而叹，谓：“大臣如刘某，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
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为天下治乱，决不能舍道而别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为苟且。途中上书，以明圣学。未至，升左都御史。召对，上问职掌安在，对曰：“都察院之职，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诸中者，上可以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至于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吏治清，则民生安矣。”已又戒严。先生言：“皇上以一心为天地神人之主，镇静以立本，安详以应变，此第一义也。其施行次第，旌卢象升，戮杨嗣昌。”上曰：“责重朕心是也，请恤追戮，何与兵机事？”召对中左门，御史杨若侨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迩来边臣于安攘御侮之策、战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讲，以火器为师，命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上议督抚去留，先生对：“请自督师范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协，平时无备，听其阑入。今又借援南下，为脱卸计，从此关门无阻，决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脱卸？”先生对：“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乃不追原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牵补罅漏，非长治之道也。”上变色曰：“从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后之图安在？”先生对：“今日第一义，在皇上开诚布公，先豁疑关，公天下以为好恶，则思过半矣。”上曰：“国家败坏已极，如何整顿？”先生对：“近来持论者但论才望，不论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于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谨而军士畏威者。”上曰：“济变之日，先才而后守。”先生对：“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谨，用贿补官，所以三军解体，莫肯用命。由此观之，岂不信以操守为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诏求言，而给事中姜采、行人司副熊开元以言得罪，下之诏狱。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宽斧锧。又如词臣黄道周，亦以戆直获宥。二臣何独不蒙一体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学有守，岂二臣可比？”先生对曰：“二臣诚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即有应得之罪，亦当敇下法司定之。遽置诏狱，终于国体有伤。”上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假有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俱可不问乎？”先生对：“即皇上欲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党，岂堪宪职!候旨处分!”先生谢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职归。
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计，舍讨贼复雠，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决策亲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凤阳号称中都，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亲征之师驻跸于此，规模先立，而后可言政事。”一时乱政，先生无不危言，阁臣则劾马士英，勋臣则劾刘孔昭，四镇则劾刘泽清、高杰。先生本无意于出，谓：“中朝之党论方兴，何暇图河北之贼？立国之本计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当是时，奸人虽不利先生，然耻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马士英言先生负海内重名，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统（釒类）言先生请移跸凤阳，凤阳高墙之所，盖欲以罪宗处皇上。四镇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诛，意在废立。先生在丹阳僧舍，高杰、刘泽清遣刺客数辈迹之，先生危坐终日，无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诏书敦逼再三，先生始受命。寻以阮大铖为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铖之进退，江左之兴衰系焉。”内批：“是否确论？”先生再疏请告，予驰驿归。先生出国门，黄童白叟聚观叹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恸哭曰：“此余正命时也。”门人以文山、叠山、袁阆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吴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绝食二十日卒，乙酉闰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