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言：“释氏有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又言释氏内外之道不备。此记者之误。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则外必方”。盖体用无二理，内外非二致，岂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体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则中有主，释氏中无主，谓之敬，可乎！
视鼻端白，以之调息去疾则可，以之存心，则全不是。盖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系其心，如反观内视，亦是此法。佛家用数珠，亦是此法，羁制其心，不使妄动。呜呼！心之神灵，足以具众理，应万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羁于一物之小，置之无用之所，哀哉！当然处即是天理。
禅家存心，虽与孟子求放心、操则存相似，而实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纵其心，所谓操者，只约束收敛，使内有主而已，岂如释氏常看管一个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敛有主，则心体昭然，遇事时鉴察必精。若守着一个光明底心，则只了与此心打扰，内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伦世事都不管。又以为道无不在，随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节不中节，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欲屏思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又云：“藏而后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
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陈公甫亦窥见些道理本原，因下面无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见。
释氏心亦不放，只内里无主。
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禅家不知以理义养心，只捉住一个死法。
释氏说心，只说着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释氏说性，只说着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虽不可言心，其理具于心。因其理具于心，故感着便应。若心驰于外，亦物耳，何能具众理、应万事乎？
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穷理，非是悬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个心，所谓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此言无为，是无私意造作，彼遂以为真虚净无为矣。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人，故无昏塞，彼遂以为真空无物矣。此言无思，是寂然不动之中万理咸备，彼遂以为真无思矣。此言无适而非道，是道理无处无之，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颠沛之离，彼遂以为凡其所适无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顾也。
释氏误认情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
孔门之教，惟博文、约礼二事。博文是读书穷理事，不如此，则无以明诸心。约礼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无以有诸己。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太和者，道也，就以为道体，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