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清明集》是否可能还有其他版本呢？从一些迹象看来是有可能的。一、在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中，有三篇宋本没有的《清明集》佚文，其中卷六六四一“乡”字韵两篇（《乡邻之争劝以和睦》和《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见于明本卷十人伦门乡里类，但卷一○八三“母”字韵《割股救母》篇，应属人伦门孝类或母子类，明本不见。二、上图所藏明足本《清明集》，曾经校勘，校者是谁，校于何时，都不可考。校改的地方，大都允当。细察它的内容，除相当部分可以用本校或理校法外，也有一部分，如果不用对校法（即用其它版本校勘）是很难校改的。可惜校者没有透露他的版本根据。
总结一下我对《》版本源流的看法：理宗景定二年由署名“幔亭曾孙”
的崇安人编印的本子是初刻本，现日本静嘉堂所藏宋本是这个初刻本的一个残本，只有户婚门一门。以后另有刻本，内容有个别增删，但各篇顺序不变，新增内容另为两卷。到元代，在宋本的基础上又增修，添入元人案牍判语。但所添内容，也不是插入各门各类之内，而是另编成三卷，附于宋本之后。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元刻本全书收入。嘉靖、隆庆时，张四维借校《大典》的机会，将《清明集》宋代部分（十四卷）录出，交盛时选在辽左刻印，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刻本。
用图表示如下：
景定二年初刻本（静嘉堂藏本为残本）宋再刻本（户婚门加入宋人判语，未插入）元刻本（加入元人判语）永乐大典本隆庆盛时选刻本（只有宋人判语）现存观者藏书读书中文四库本（包括元人判语）未见三衡量一部古籍的价值，首先是看它的内容，其次是看它的版本。本文虽然是论证明本《清明集》的价值，但如果不与宋本作比较，或不与宋本连系起来论述，很难说清它的价值，所以文中仍要时时提到宋本。
请先言其版本上的价值。明本在版本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与宋本相同的部分，有许多地方能纠正宋本的错误或补全宋本的缺文。举例如下：
争业类《妄诉田业》篇（明本卷四）“今事在赦前，固难追断。”宋本漏“追”字，据明本意义始明。
争业类《寺僧争田之妄》篇（明本卷四）“以交易法比类言之，契要不明，而钱、业主死者，不在受理。”宋本“死”误作“犯”，无法解释。
户绝类《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篇（明本卷八）“人家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则除乙户子名籍而附之于甲户，所以谓之除附”。这句话是说明“除附”的定义，相当重要，宋本缺“以”字。下一句：“彼侯四贫民，未必有户，兼收养异姓三岁以下，法明许之即从其姓，初不问所从来，何除附之有”。宋本又缺“附”字。明本虽只补两字，文意方完全。
孤幼类《同业则当同财》篇（明本卷八）“候出幼日给还，”宋本“幼”误作“令”“出幼”
是指成年，“出令”无法解释。得明本始能通解。
义子类《背母无状》篇（明本卷八）“许万三者，乃许文进之义子。”宋本漏“义”字。
“义子”与“子”之不同，显而易见。
违法交易类《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篇（明本卷九）“宜乎绍祖以偏爱议其母，母又以不孝加其子也”。宋本漏后一“母”字，意义全非。
除了字句的勘误以外，如前所述，宋本有四篇的缺页，可据明本补足，成为全文。
当然，另一方面，宋本也有许多能纠正明本错误或补充明本缺文的地方。宋明两本各有短长，不能因为现在发现了明本就贬低宋本，要在取长补短。还有两本同误或同缺的地方，我们在点校中有根据补正的尽量补正，否则只能存疑了。
下面着重论证明本在内容上的价值，特别是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本书名为《》，有时又简称《名公书判》，是书判的集录，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书判”这种文体的演变，才能明确本书反映现实的深度。
在唐代，身、言、书、判是选择官吏的四项标准。《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载，所谓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这里的“书”指书法，“判”才相当于宋代的“书判”。但当时判断它的优劣，主要是看词章。唐代判词的实例，现在还可大量看到。成书的有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也收录了一百道书判，特别在《文苑英华》中，从卷五○三到五五二，整整五十卷，收录了大量唐人判词，分门别类，如干象、律历、岁时、雨雪、傩等等，其中也有刑狱、田农等门。一般是由官府出题，提出一个假设的案例，由应试者作判。现在选择卷五二二刑狱门的一篇《受囚财物判》照录于下，供大家比较。
题：丁受囚财，增其语，赃轻减罪，省司较议，非当鬻狱。
判：鬻狱贾直，实诫鲁史；舞文巧诋，用存汉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轻重之权，固兹无滥。眷彼丁者，职在监临，货以藩身，见鲁豹之裂带；贪而速戾，同叔鱼之败官。且无属厌，难以末减，省司忠告，实谓平反。
到了北宋，书判作为文体之一种，其性质仍未改变。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九收余靖、王回所作书判八篇，余靖《武溪集》中，也收有两卷判词。与唐代的没有两样。
这种判词，第一、案例是虚构的，不是现实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因为判断它的优劣，主要看词章，所以判词也主要在运词遣句，引经用典方面下功夫，对当时的社会，很难说有什么认识价值。其流风余韵，一直传到清代。《聊斋志异》《胭脂》条所录施愚山（闰章）的判语就是一例。
但也就在北宋时，一些士大夫对文章和政事的看法有了改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记欧阳修的一段议论，具有典型意义。
张舜民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诸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公曰：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