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嘉定二年入状怀宁，尝诉许国盗耕田业，时只凭和劝，陪还租课，
得钱五十贯文，不欲尽情根究。果有此项，犹可供对，今既无元案，又无对定文字，且典卖之后，又经十四年，不曾有词，平白入状，只据口说，又何所凭？窃详德裕所供，虽曰有扑佃文字，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相去二十七年，胡为全不交租？虽曰续曾陪还价钱，然自嘉定二年至宝庆三年，相去又十九年，胡为不再管业，直至去春，方来入词？许德裕之父多才〔三〕元与扑佃者既死，许国之父知实元自为业者又死，许奉之弟许嵩元立约还租者又死，却欲妄凭宗派白约，意在昏赖，实难行使。以意度之，许国未必是许奉之后，许嵩却元为同分之人，若谓许国冒占许嵩之田，决无此理，必是许国之父知实就许嵩名下买入，其他诸位亦已厘革，年深莫知首尾，无可参照。准法：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卖众分田宅私辄费用者，准分法追还，
令元典卖人还价。即典卖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过十年典卖人死，或已二十年，各不在论理之限。傥许嵩尚存，讼在交易十年之前者，只是还价；十年之后，复与免追，且无可得田之理。自淳熙九年至今，首尾通五十七年，许嵩户绝，悉无其人，岂得更在论理之限？合照见佃为业。
〔一〕为许奉后“为”，明本作“云”。
〔二〕只凭和劝陪还租课“劝”，明本作“勒”
〔三〕许德裕之父多才“父”之下，明本有“名”字。
〔四〕准分法追还“准”之下，明本有“十”字。
漕司送邓起江淮英互争田产照对江子诚于开禧二年以后，典入邓文礼田三契：一曰九姑坛，一曰大畈尾，一曰水井。续系亲邻邓震甫备钱收赎，内水井、大畈两项已尝退讫，唯有九姑坛田累年争讼，未有予决，以此互相布种，更迭作闹，此人情之所必致。邓震甫
〔一〕有亲有邻，径行赎回，本自合法。追上江子诚之子淮英，当官取问，谓是未准告示之先，已尝退与邓先为业，见今九姑坛田产自是邓先之物，于己无预。及唤邓先供对，其说一同。元出业人邓文礼已死，其子见在光州，无从追逮。窃详江淮英之谋，本是假邓先影占，邓先之供不过为江淮英承认，其实田在江子诚户，往往如故。倘果是邓先所赎，元已交业，见今此田合是邓先主之，何缘更言每岁布种，系邓文礼之子邓十二用工？〔二〕中心既疑，其辞必枝。然邓震甫与邓文礼为从兄弟，邓先与邓文礼为亲兄弟，邻赎之法，先亲后疏，邓先既已供认收赎在前，则邓震甫无缘与之争讼，揆之于法，自有专条。况其田元是典契，业主之子尚存，纵邓震甫可得，他日取赎，亦须退还，无强留之理。合且听邓先为主，异时邓十二收赎，仰邓先退业。邓先不用，或卖与他人，邓震甫却以从兄弟邻赎，自合法意。况入词之初，已尝凭陈彦等对定，将大畈、水井二契退与邓震甫，将九姑坛一契逊与江子诚。质剂尚存，要约可考，实与批退一同，不可谓之当问邻而不问，尤难受理。其间因夺花利，互相殴击，彼此各有词说，当虽经县，在乡不曾究实，当官不曾验伤，今经隔多日，无从考究。当自今始各自管业，
如更生事，定行惩断。缘其间案沓不全，唤上两争人，再凭供对，参酌看定，就先读示，合与具申，听自施行。
〔一〕邓震甫原脱“甫”字，据上图校勘本补。
〔二〕邓十二用工“十”，明本作“甫”。
〔三〕当自今始各自管业“始”，明本作“准”
漕司送下互争田产范西堂尝谓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固多顽嚚，意图终讼，亦有失在官府，适以起争。如事涉户昏，不照田令，不合人情，遍经诸司，乃情不获已，未可以一概论。宝庆元年，余焱有状经县，讼黄子真盗买叔余德庆户土名东陂、小陂田产，合用亲邻收赎。黄子真执状出头，谓余德庆元买黄文万土名东陂、小陂田产，今复卖与本家，自是祖产，不应更问亲邻。由县及州，下余厅，入州院，送法官，并作违法交易，不经批退，监勒受钱退业，其说一同。见今行下属邑桩管，田禾未曾交业，而责领价钱，毁抹元契已讫，若无词讼，合系余焱主之。窃详黄文万虽是子真之祖，立契出卖，已在干道九年，中间得产，又有张福间之，厘革已久，不应照应。余焱与余德庆系缌麻以上亲，三年之内，自曾陈诉，且据画图，亦有邻至，所合退赎，又复何说。然律之以法，诸典卖田宅，具帐开析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立法之初，盖自有意，父祖田业，子孙分析，人受其一，势不能全，若有典卖，他姓得之，或水利之相关，或界至之互见，不无扞格。曰亲曰邻，止有其一者，俱不在批退之数，此盖可见。墓田所在，凡有锄凿，必至兴犯，得产之人傥非其所自出，无所顾藉，故有同宗，亦当先问。两姓有墓，防其互争，则以东西南北为次，尤为周密。二者各有所主，非泛然也。今置黄文万之田者余俊明，俊明之子曰德庆，复卖与元业之孙黄子真。今赎德庆之田者余德广，德广之父曰俊民，与俊明之后略不相干。别位田产，典卖入户，本非一家之业，既无交互，辄以亲邻收赎，殊失立法之本意。且黄氏自有祖坟在侧，据所画图，高、曾以下凡十一所，纵未必皆实，只照余德庆元所立契，明言东至黄子真墓为界，即合墓田相去百步之法。德庆所卖，若非黄之祖业，亦合先行取问，况是元来祖户坟山。子孙得之，反以年限隔远，不许为主，乌有此理？墓田之与亲邻两项，俱为当问，然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今舍墓田，而主亲邻，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殊乖法意。余焱平白争占，固为强横，而使累年交讼，紊烦上司，失在州县，民户所不足责。且如田讼，自有专条，引条定断，二舀可决，辄送狱司，勒取供状，讫威讫富，夫岂可凭？黄子真赍出赤契，计价钱二千贯，续据狱司鞫勘，乃谓实只一千六百贯，内二百贯系是增添，二百贯系是准折，一皆违法，不当行使。卒以增添之数给还余焱，以准折之数拘没官府。夫增添之真伪，固未可知，法云不许准折，只为有利债负，今以谷与绵帛准还价钱，岂得谓之违法？准绍兴十一年正月来：人户典买田宅，每百收勘合钱十文，如愿以金银绢帛准折者，听从便，依在市实直定价。勘合钱且许以实直准折，田价可知。今遂以没官，果为何意？黄子真者，既不得田业，又亏折价钱，乌得无词？拖照案卷，如杨权县之说则曰：堂兄余德广以亲邻收赎，委有接连，合应退业。却不知余德广虽曰有亲有邻，而此田系是余俊民续买入，与堂侄德广素无干涉，不在亲邻收赎之限。厉史君之说则曰：断卖产业，经涉五十余年，乃欲认为己物，是朝廷之法可废。却不知黄文万卖产虽经历年深，而其地系有黄氏祖坟在上，只以墓田相抵，自当取问，此非邻赎之比，岂得更以典卖经年为辞？狱官赵知录之说则曰：准折价钱，虚抬价贯，件件违法。却不知余焱元入钱二千贯寄库，初无异词，狱吏曲法承勘契内价贯，招认虚抬，未必是实。谷绢行用，谓是准折，与有利债负不同，即非违法。送本州追上两争人，照元契各交钱业，先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