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千四秀明本无“秀”字。
〔二〕二保土名四字明本作“二保两字”。
〔三〕占人一亩之山此六字据明本补。
〔五〕凑外段园山作一行“一行”，明本作“契”。
〔六〕揩擦改写“擦”与“写”两字，据明本补。
争山各执是非当参旁证照得曾子晦与范僧争论山地，自有两项。一项鸡笼山，已经使、府结绝，不当复问，今来所争，却是宋家源头山。此山元是杨三六业，卖典范崇，契内具出四至分晓，载钱陆贯，乃绍熙九年十二月立契，至绍熙三年四月到官，
此范僧之所据也。后来阿黄同男范僧将黄栀园并山卖与曾大机宜，载钱六贯二百文，却不曾具山之四至，以嘉定二年九月日请纸，于绍定二年八月投税，此曾子晦之所执也。在法：交易只凭契照。既是范僧同母亲将此山立契，卖与曾子晦，则既卖之后，寸土株木，自当还曾子晦掌业，纵有元契，岂可复用，在范僧夫复何说？诘其所争者，不无由焉，盖曾子晦所执之契内明言，男将风疾，无钱医治，自是范僧小时阿黄立契，范八依书，范僧亦置于其间。但曾子晦以为范僧亲签，而范僧以为不曾签契领钱；曾子晦以为范僧亲领，而范僧以为不曾领。为曾子晦之说，以为当初果不曾立契，范僧何不争于三十年前，而却争于子晦既论之后；为范僧之说，则以为当初果曾卖与曾子晦，何为半年不肯把契出官，却先以假伪文书执出冒占。在法：典卖过二十年，钱主俱存，
而两词枘凿如此，况书契之人并无一存，可以为证。本厅既难根究，何缘可得实情，
故未免令两家在外和对，其意无他，亦以曾子晦乃得业之家，范僧乃失业之主，虽愚者已知其有郑、息之势，所以官司再三勉以虞、芮之成，盖欲彼此永绝讼根，免至频频紊烦官府耳。今两家既坚执所长，当职只得从公区处。盖宋家源之山，厥直甚微，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为利则甚伙。范僧未兴伐木之斧，此山固不知其孰主，范僧既卖木之后，曾子晦即经官有词，是两争之意不在山，而在木也。反复两家之词，断之以平心之论，盖曾子晦以阿黄嘉定二年所卖立契而主此山则可，以曾子晦父知府所载宝庆元年支书而主此山则不可。缘支书所载之山，系土名宋家源，与宋家源头想是两处，况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范家山，不知曾子晦之与宋五交易，在阿黄之先耶，亦在后耶？唯是曾子晦当初不便将此契出官呈覆，却先把支书以为凭，宜乎范僧之哓哓不已，故官司以其支书者，并以此契疑之。外此又有一说，可以参证，据范僧之兄范八曾将黄栀园典曾子晦交易，
建阳乡例，交易往往多批凿元分支书。曾子晦以为黄栀园及宋家源头山并不曾批凿，而范僧执以为只是黄栀园曾批，而此不系卖过，即不曾批。今范僧所分支书见留在使府司户厅，若是两项山园〔五〕俱不曾批，则曾子晦之说为是，此山合还曾宅管业；如是黄栀园曾批，则范僧之说为正，而曾子晦之契尤有可议。此本文字既难得参详，使、府严限，不敢有违，案具所拟事理申，取自使、府别委官点对结绝，庶得公当。契书合给还取领。
〔一〕乃绍熙九年十二月立契至绍熙三年四月到官按绍熙无九年，“九”似“元”字之误，“绍熙三年”，明本作“绍熙十三年”，亦误。“十二月”，明本作“十一月”。
〔二〕典卖过二十年钱主俱存按此处文义不通，疑有阙文和误字。
〔三〕何缘可得实情“何”，明本作“向”，“可”，明本作“不”。
〔四〕典曾子晦交易“典”，明本作“与”。
〔五〕山园，明本作“山下园”。
经二十年而诉典买不平不得受理吴生所诉范僧妄认墓山事，索到两家契照，昨送司户看详。据申范僧兄弟三人，长诚之，次元之，末位僧，开禧三年已立支书分析印讫。曾宅系于嘉定元年十月内买范元之鸡笼山下之山，范七六为牙，涉三十余年。，卖主范元之已身故，无凭唤对，申府帖县，差无碍保正，再集邻从公勘会。今建阳县申，据保正常吉同邻人钟五九等称，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即无子孙。又称鸡笼山下有曾知府、卢安人、江孺人三坟三十余年，又有王家古坟，即不曾见范僧有丧安葬在山。又称开禧三年，范僧经官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卖与夏秀才，园卖与华氏儿，黄栀园并山卖与曾知府宅。某照得所争之山，范元之卖与曾宅在嘉定元年，范元之身故在于嘉定四年，范僧今以淳熙三年之契〔一〕争理，谓山内有所养母阿黄及兄诚之两墓，曾宅又指为王氏古墓。但范僧不争于曾宅安厝之时，而争于曾宅陈论之后，今勘会即无范僧有墓在山之说，曾宅掌业安厝既已年深，合还曾宅照契管业，所有山内见在墓穴，亦不许曾宅开掘。仍帖县照应，取台旨。奉王侍郎台判，诸典买田宅经二十年，而诉典买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买范元之坟山三十年，若是范僧分业，何不于曾宅所买之时陈诉。况钱、业主俱亡，亦不在论理之限。门示范僧，
余照佥厅所拟行。
〔一〕淳熙三年之契“淳熙”，据前一篇，疑为“绍熙”之误。
〔二〕门示范僧“门”，明本作“开”。
〔三〕余照佥厅所拟行明本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