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
民国时期，许多都市妓风日盛，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租界的影响与保护。藏污纳垢的租界，到处是荒淫和堕落。天津租界的淫窟，便是一个缩影。在天津强占租界的，有九国之多。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国对祖界的经营，力求使之成为巴黎式的花花世界。初期，法租界当局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寅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妓院专门接待外国兵。当时，驻在天津的外国乒，除日本兵外，法、美、英、意的兵卒都来此寻欢取乐，他们惯于酗酒斗殴，打骂妓女，有时嫖后还下给钱。由于各国兵卒经常在此发生斗殴纠纷，租界工部局穷于应付，于1926年取消娼素区，妓院有的被驱入日租界富贵胡同，有的迁到美国兵营附近，分别流为暗娼。但这样一来，租界当局就减少了一大笔收入。为了弥补这笔损失，法租界后来又出现了变相妓院——“饭店小姐”.起因是上海有些妓女来此营生，一时无落脚之地，便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暂时往下，并以某“小姐”名义登记于旅客簿上。起初未敢公开做生意，不久便露出妓女真面目。此风一开，旅馆顿时生意兴旺，旅馆老板因此大发其财。所以，宁肯拒正式旅客于门外，也要把房间留给妓女。一时间，法租界的国民、交通、惠中、北辰、颐和园、中国等各旅馆都住满妓女。后来陆续建造的世界、巴黎、孚中、伦敦等饭店，也都成为妓女天下。据统计，至1943年10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妓女已达2667人。初期，“饭店小姐”自抬身价，很讲“派头”和“排场”.但后来妓女越聚越多，都抢着做生意，就同妓院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了。
随着日本势力在天津扩张，日本妓女陆续来天津。日租界当局特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后因日本妓女日增，又扩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两侧。根据1936年的统计，日租界内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达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等国籍）达千人以上。1936年的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元。这是公开的纳税，至于巡捕、宪兵、特务向妓院的勒索，则无从计算。此外，日租界还有大量的暗娼。
沙俄在天津开辟祖界以后，为了扩大税收，在西区邻近车站的项家胡同，准许一些地痞流氓开设烟馆、赌局和妓院等，美其名曰“开心胡同”.车站附近有些旅店，如俄国饭店、迎宾楼旅馆等，在俄国人纵容下，不但设有淫窟，而且实施拐骗，被你为“野鸡旅馆”.民国时期，白俄妓女在天津卖淫者仍不在少数。在谦德庄一带还有低级的白俄娟窑，在小白楼和今南昌路一带还有不少白俄暗娼。
社会固然有自甘堕落、沦为娼妓的，但那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是逼迫为妓：或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卖进了妓院；或为人口贩子所拐，卖给了妓院老板。下面就介绍旧社会妓女的主要来源。
贫穷为娼因家庭贫穷，无以为生，被父母兄嫂卖与妓院。
北京的1300多名妓女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的女儿，三轮车工人的妻子，有的是由于灾荒年月无法维持生活被卖给妓院的，有的是因连年战乱流离失所被抛入火坑的。如刘某某，原来家在东北，全家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只有她孤身一人幸存下来，后来被童养的婆家卖掉。又如张某某，父亲给地主扛长工，9岁那年，家里无法生活，把她卖给外村当童养媳，因她公公押宝输了钱，把她卖给另一家地主当丫头，又经两次转手卖给妓院。其他地方妓女的情形多有类似。1931年，淮河中下游大雨连月，两岸多成泽国，劳苦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这灾祸年月却成了少数恶棍们发财致富的良机。他们有的乘船向汪洋中的人们高喊：“一块钱一条命！”有的向濒于死亡的父母低价或无价地骗购少女。这伙人明开饭店，暗地里于扬州等地骗购妇女，到上海、蚌埠等地开设妓院，大发横财。那些被迫卖身的妇女各自都有悲惨遭遇。如蚌埠华昌街妓院张某，原是怀远人，书香门第出身，读过10年私塾，能吟诗作对。其兄由于吸鸦片兼嫖赌而把家私败尽，赊欠无法偿还，就暗将他的妹妹卖给华昌街有名的“大斗子”老鸨。交人那天，其兄骗她说：斗奶奶家需要请一位内管帐，你能写会算，特来请你。张女士不知是假，随之来蚌。进入妓院以后，“大斗子”将其卖身字据出示在面前，张女士如晴天霹雳，大哭大闹，既而卧床装病，不肯接客，但挡不住龟头的威逼，老鸨的利诱，最终不得不沦为妓女。
妓院老鸨骗买穷苦人家的女儿，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成年的幼女，老鸨就先收为养女，花一番教习训练的功夫。特别是其中容貌娟好者，更是悉心加以培养。这倒不是这些鸨母心地慈善，而是指望这些幼女长成之后，成为她的摇钱树。广州的“大寨”一般都很注重对雏妓直至“老举”的训练，训练内容可用四字概括：“猜、饮、唱、靓”.猜，就是手谈（猜拳），口呼与出指灵活配合，诡变莫测；饮，就是饮酒。有道是，自古佳人都爱酒，从无名士不工诗。作为妓女也须学饮，以备在花筵上代客猜拳，代客饮酒，能饮善猜，可博客欢；唱，就是歌唱弹奏，学好才能成为艺妓；靓，就是容色鲜妍，仪态潇洒，谈吐风雅，笑可倾城。此外，兼学一点诗、书、画，就有望成为名妓了。上述各项，大都由有才艺的“寮口嫂”任教，有时也礼聘专家训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