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有利的事，烟官们越要去钻。烟商们就利用这一点，用”包袱“、”熟性“（贿赂）将其击中。有个姓梁的人，于1937年任广东省琼山县查禁委员。他才到海口市，就有几批曾开办过烟馆的商人找到旅馆，向梁请求承办琼山全县的鸦片售吸所。并对梁暗示，只要梁点个头，他们会送”熟性“的。有些烟商每月愿出”熟性“800元。有些商人表示，仅承办海口市和府城两处售吸所，每月可给”熟性“600元，承办县内其他各市售吸所，”熟性“另给。还有的商人说，只要县查禁委员与他们合作（实即做他们的后台），由他们承办售吸所，赚得的利润，可与县查禁委员平分。姓梁的人经过考虑，决定交由土膏店的商人承办，并就”熟性“当面议定两点（给区查禁委员的”熟性“另有规定）：1.每月头三日内，承办售吸所的商人必须送给查禁委员800元，不得借故拖延。这是定期”熟性“.2.土膏店每煎一次烟膏（每月至少要煎7次），必须送查禁委员”茶水费“50元，另送纯净烟膏（不掺烟料）一茶杯（约3两），供查禁委员”应酬宾客“之用。送过”茶水费“等，可免查禁委员到场监督、检验煎膏，土膏店掺假就方便了。当时琼山县查禁委员每月可捞到1000多元。而台山县查禁委员黄开成捞的就更多了。他串通烟商舞弊，包庇、纵容烟商出售红丸，每月可得3000多元钱。
有些大烟官不是几百元、几千元钱所能买通的，得下大本钱。而一旦买通，那作用非小小烟官可比。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到成都，四川的大烟商曾俊臣向他请求，四川的烟商受上海、湖北、广东、贵州烟帮的压制、排挤，请他给四川烟商以扶持，让他们在进出口税方面享受跟上海、湖北、贵州等地烟商同等的待遇。（四川烟土出川，每担纳出口税300元；进入湖北，又须交纳进口税1020元。而贵州烟土运出黔省，每担出口税仅100元；入湖北境，进口税实际只800元。因而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手续“没有到堂，黄天民打官腔，不给四川烟商照顾。又有一次，黄天民在汉口故意刁难曾俊臣。曾俊臣在汉口积压鸦片两万多担，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他玩了一个手法，以每担1400元到1700元的价格，买进600担货，把行市造动起来。等烟价升到2000多元时，便以2300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出。而正当曾俊臣出手买货、行市上涨时，黄天民以中央禁烟总办名义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曾俊臣做押款，在资金上卡曾俊臣脖子。曾俊臣跟黄天民打了两次交道，深感不打通他这一关，烟土生意是不会顺顺当当的。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巴结黄天民。曾俊臣要从重庆调100万元到宜昌，向湖北税局交纳进口税。这笔款子如汇到宜昌，每千元要交40元汇水。湖北的税局收到这笔款子，通过农民银行平过调成都，上交国库，不用交贴水。曾俊臣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交税款，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便去找黄天民，要求将交湖北的100万元税款，改在重庆交纳，汇水可以照付。黄天民叫曾俊臣写个报告。曾俊臣说：”公事上怎好说汇水的事呢？“暗示黄天民汇水是不打算交给税局的。黄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曾的用意，同意曾俊臣不用写报告。曾俊臣开了一张两万元的支票给黄天民，也不向黄要收条。黄天民将支票装入荷包，连忙招呼下面给曾俊臣办好纳税手续。从此，黄天民对曾俊臣不但不打官腔，还很讲交情，处处给以关照。曾俊臣在这笔交易中实际还赚了两万元汇水，沾了大光。
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销毁。警察局、所的帐簿上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缴获烟土几斤几两几钱几分，可谓锱铢不漏。警察局、所声言，烟土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择日当众销毁。销毁烟土的这一天，观者如堵。地方官绅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瘾民们见烟土堆积，起先为之垂涎尺许，继而见火光中烟土化成灰烬，又为之惋惜不已。
烧毕，人群散去后，复有一批瘾民聚拢来，在余烬中搜寻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抓起一把剩灰嗅一嗅，毫无烟土气息。
记者曾就此事向警察局的某科员打听，某科员起初不肯吐露实情。一再询问，他才笑着说：”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10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2/10，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2/10，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2/10，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4/10的烟土。10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但都成了赝品。“记者不解地问：”销烟之时，众目睽睽，难道不怕被人识破吗？“某科员说：”虽然是赝品，却能以假充真。看颜色，显然是烟土。称分量，明明是几斤几两几钱几分，跟帐簿所记数量相符。至于假烟土，大多是用益母膏冒充。药铺里卖的益母膏，粗粗看起来，跟烟土无异，但跟烟土价值相去甚远。所以，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
凡有烟瘾者，一听说拘留所，无不毛骨惊然，畏为地狱。一般人认为拘留所管理严密，一经入内，不但不能吞云吐雾，而且即便戒烟药（内含有鸦片成份，多少可以过下瘾）亦无从得食。然而据知道内情者透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载，某年春天，有一个烟瘾很深的人（烟鬼甲），有事从外地来南京。身怀烟泡数枚，在南京火车站被警察搜获。因其“违犯烟禁”，被扭送警察署，关入拘留所。才过了几小时，烟鬼甲就呵欠连连，涕泪交流，坐又不稳，眠又不安。他悲叹道：“今晚看来没命了！”旁边有一个人斜眼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烟鬼甲见那人烟容满面，顿时板起面孔说：“你也嗜好这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那人（烟鬼乙）说：“先生大概是头一回吃官司吧，无怪乎这样。”烟鬼甲是个机警的人，听烟鬼乙话中有话，便附在烟鬼乙耳边问道：“我的烟瘾很深，您有救急的办法，我将终身感激。”烟鬼乙格格大笑，说道：“天下无难事，只要七钱三。您不见我仍然精神抖擞吗？”烟鬼甲心领神会，随即掏出5元钞票交给烟鬼乙，说：“拜托，拜托。”烟鬼乙取钞票在手，大声招呼：“茶房，买点心！”茶房应声而至。烟鬼乙摸出铜角子10余枚，夹在钞票中，低声说：“……药……药……”茶房点头而去。当时，拘留所监管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这间拘留室。不一会儿功夫，茶房回来了。手里托着大饼一叠，请监管人员检查毕，送入拘留室。烟鬼乙将每块大饼掰开，每块饼中都藏有戒烟药一包，取完药回头对烟鬼甲说：“怎么样？”烟鬼甲大喜，急不可待地将戒烟药接过来，吞了下去。顿时，呵欠不作，鼻涕与眼泪尽退，精神为之大振。他这才知道，拘留所也不是那么可怕，不也是照样可以过烟瘾吗？
国民党政府实行禁烟，有时似乎雷厉风行，要拉几个人出来枪毙。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毒品制造者和私贩者，还有包庇、参与毒品制造和私贩的相当级别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被处决，与其说是因为鸦片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温建刚之死就是一例。
温建刚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经常代表吴铁城与各方交接，并不时代表杜月签对一些暂时失意的官僚军阀问寒嘘暖，馈赠钱物。在上海滩有相当势力。
1930年左右，四川军阀及烟商在重庆、宜昌一带开设吗啡加工厂，高薪聘任日本人为技师。这些加工厂，只能制成黄吗啡（俗称“粗坯”）。1000两烟土，大约可提炼100两黄吗啡。黄吗啡提炼出来后，运到上海，经过再度加工，才能制成“白货”（普通吗啡）。上海南市有一家全上海最大的吗啡制炼厂，由原潮州土行会计、苏州人华清泉牵线，潮州人郑芹初出贤，温建刚撑腰，开办起来的。而温建刚所以敢于入伙，是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和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特地为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并取得蒋介石默许。温建刚见关节都已打通，便有恃无恐地干了起来。
温建刚等人的上海南市吗啡厂，重金聘用了高级技术人员，购置了最新技术设备，炼制出上等的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温建刚踌躇满志，得意非凡，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陈果夫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玉”，没有达到目的，温建刚居然敢跟小林黛玉串通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叫陈果夫丢尽脸面。陈果夫愤怒已极，派人调查搜集温建刚的材料，掌握了温建刚参与开设吗啡炼制厂的详情，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对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虽曾默许，但因陈果夫控告，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调查人员找到吴铁城，吴声称他绝不知情，是温建刚一人私自所为，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调查人员找温建刚本人谈话，温态度傲慢，不屑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他大声说道：“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使得调查人员很难堪，他们当然要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本来并不想办温建刚，但听调查人员汇报说，温建刚口吐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于是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温建刚押到南京，交军法处议处。因怕温在南京说出实情，不几天又把他转解南昌行营。当时一般人猜测，温建刚到南昌监禁一个时期，还是会被释放的。在那边放出来，目标小，不易招来非议。可是陈果夫紧迫不舍，收集并抛出了温建刚又一批材料。并且利用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接连失败后的温怒心情，对温建刚一再攻击。蒋介石终于下令将温建刚在南昌处决。